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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第七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 阎连科


作者简介:
1958年生于河南省嵩县,农民之子。

1978年入伍,在长达26年的部队生涯中,历任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79年开始写作,至今仍笔耕不辍,为中国当代创作力最旺盛、想像力最丰富的作家之一。1992年加入中国作协。2004年由解放军二炮创作室调任为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现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担任教授、驻校作家。

着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小说集《年月日》、《耙耧天歌》等,另有《阎连科文集》。曾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20多项。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

禁书大师

阎连科的作品以大胆批评、揭露中国现实而闻名,勇于为苦难人民发声,例如嘲弄个人崇拜与专制禁锢的《为人民服务》、反映河南爱滋病村现状的《丁庄梦》、记录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饥饿与无序的《四书》等,都面临出版被禁的命运,因而阎连科也被喻为“中国最多禁书的作家”。


得奖感言:

我站在这里非常得激动,激动不是因为今天拿到了这个奖,而是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第一次见到我爱人的时候。那时候我二十多岁,从农村到城市,特别渴望找到一个好的对象,结果我找了六、七个姑娘,没有一个愿意嫁给我,但是最后在我觉得特别绝望的时候,我的妻子嫁给了我,她是我见到的姑娘中长得最好的。这时候的激动其实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心情。

我非常感谢花踪,感谢星洲日报,感谢评审,当然我也非常感谢我的一段告别过去的生活。我来自中国中原一个偏贫乡村,小时候养成了不好的习惯,那就是特别靠拢金钱。我从小到大走路都低着头,看看能不能在路上找到几分钱、几毛钱,或是捡到一个钱包,低头低到最后竟然得了颈椎病。

当兵之后,我特别靠拢当官,当上排长、连长,一级级地往上升,终极目标当然是将军。不过,靠拢当官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尊重“品数”更高的人,见到面时要弯腰敬礼。我那时候可能特别靠拢当官,每天弯腰,结果患上了椎间盘突出症。

有了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之后,我就觉得金钱和权力也无非如此,于是决定以后不再低头弯腰了。我告别了过去那个低头弯腰的生活,剩下的低头弯腰,是向文学低头、向文字弯腰,希望大家能理解我的低头和不低头。


颂词
阎连科的艺术世界

陈思和
中国文学评论家

阎连科来自中国内地的中原地区,河南省嵩县,那里相传是古代商王朝天子成汤聘贤者伊尹为相,成就一番帝王之业的地方,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同时,它又是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定居办学之地,历来被称为“二程故里”,名家大儒在此讲学,传播儒家文化,因此,它又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之一。阎连科出生于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地方,但是,他从小在那里成长,分明是感受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力量的无比强大,他深深感到生命力被压抑不能自由开放,因此,他走了一条与其祖祖辈辈父老乡亲不一样的道路,他成了当下中国残存的封建政治文化的叛逆者,一个大胆的叛徒。

阎连科天生具有奇幻的想像力。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文学遭遇到一场政治风波的挫败而元气大伤,文坛上一片寂静,许多作家都失去了语言的能力,创作疲软。就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一篇中篇小说,叫做《年月日》。作者就是阎连科。他描写一个老汉,在大旱之年所有人都举家逃离的时候,他独自留下来照看一棵勉强存活的玉米秧苗,陪着他的只有一条瞎眼老狗。他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巨大困难:酷暑、干旱、饥荒、鼠患、狼群袭击等等,最后玉米长大了,但因为缺少肥料不能结子,老汉决定把自己的身体作为肥料,默默地死在玉米边上的土坑里。逃荒回来的人们发现这个老汉的时候,玉米的无数根须都深深扎入他的每一块腐肉和尸骨,从他的肉体里吸收了养料。人们从玉米里收获了七颗饱满的玉米粒子。第二年,当人们又离乡背井去逃荒的时候,村子里就有七个强壮男人留了下来,保护着七棵新的玉米秧苗茁壮长大。我现在还认为,《年月日》不仅是阎连科写得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篇。读这篇小说让我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但是它比《老人与海》的细节描写更加饱满,内涵更加丰富,充满了形而上的思考,仿佛是人类经受着神的一场又一场考验,终于获得了生命的意义。读过这篇小说,我们再来读阎连科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四书》的结尾,一个孩子模仿耶稣被自己钉上十字架的惨烈场面,一切都可以获得理解。

阎连科是当代中国最具有探索勇气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不仅产量可观,而且几乎从不重复自己的书写经验,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具有艺术形式的探索性,开掘新的思想深度。《日光流年》用时光倒流的形式描写了耙耧山村几代农民在村长领导下抗拒天命、改善生存环境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沉重而悲壮的历史;《坚硬如水》以极其荒诞的手法写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疯狂与主人公男女的性爱疯狂互为因果,揭示出人性深处的恶魔性因素;《受活》写了农村现代化过程的疯狂性和践踏残疾人的反人性行为,而这些行为恰恰是为了从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建造纪念堂,而建造纪念堂又是为了开发旅游资源招商引资。这绝不是作家异想天开,也不是虚无主义地开国际共产运动的玩笑,阎连科用这种寓言故事,描绘了一个打着红色旗帜疯狂追逐资本主义利润的非理性世界,这个世界也许我们今天并不陌生。《四书》里,作家又一次进入历史的回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迫害中知识分子的灵魂拷问到迫害者的良心谴责和赎罪,创造出一个《哈扎尔辞典》式的复杂的交叉型文本。我们即使不讨论他的小说所贡献的内涵丰富的历史内容的阐释,仅仅从当代长篇小说的形式文本来看,阎连科的创新意义也是首屈一指。在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里,文本、结构、章节、语言,甚至连注释、标题、书名等等,都构成了小说的探索意义。仅以他的小说的书名为例:“为人民服务”、“风雅颂”、“四书”等等,都具有反讽、解构、启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

阎连科是当代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作家。但并不是因为他的创作有争议才引起了读者的关注。阎连科是以他对中原父老乡亲苦难人生的拳拳之心、对历史和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有原则的揭露,才赢得了读者的尊敬。阎连科也是一位抒情散文大家,他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以朴素的文笔写出了自己与亲情、家族、故乡的感情,赢得国内读书界很高评价。如果他与生存环境的紧张关系一旦缓解下来,他的创作心态会更加从容舒缓,艺术境界会走得更高、更远。因此,我满怀喜悦地祝贺阎连科荣获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希望这个荣誉是阎连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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