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家国之外:下

2014-07-29 10:31

写在家国之外:下

2014年5月8日,小说家黄锦树与黎紫书于台湾暨南大学展开了一次文学对谈。对谈记录下篇为黎紫书发问,黄锦树应答。

广告

■问:黎紫书

■答:黄锦树

■问:你既是学者也是作家,两个身份/角色不同,你认为哪一个能更有效地让马华文学在台湾(或海外)发声?

■答:这很难比较。我希望透过论述给马华文学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但我的很多谈法即便是我的同乡也不领情,譬如我建议忽略国家文学问题,开展马华文学自身的文学革命路径。而马华文学问题,其他地方的学术界基本上是没兴趣的。身为写作者,我希望透过写作强化马华文学本身的难度,但我发现台湾的读者基本上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多只关心自己的文学。简言之,“让马华文学在台湾(或海外)发声”,都是有限的,不管是以哪种身份去做,差别都不大。“好过没有”而已。

不过如果以出版而论,譬如小说选,一般是有腹案之后,去征询有往来的出版社,只要他们点头,一般相信都是做过风险评估了。当然也许对方除了考量书出版后会不会有市场(我自己是不相信有什么市场的),也许也会考虑我们这些编者的“名气”?但名气究竟是什么?

感觉似乎是这样,如果你一直在做这些事(譬如编选马华小说),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自然会找上你。去年有韩国学者要译马华小说,也请我推荐。不过那位金教授应该是王德威介绍来的。文学也有地缘政治。在美国推介马华小说的主要是王德威而不是我。在英语世界,他才有那江湖地位和影响力。但他看马华文学,还是从旅台的入手。不论是作品还是论述。

广告

■问:相比起其他留台马华作家,甚至是马华在地的作者,你似乎对马华文学的位置特别敏感,甚至像是有着深重的忧患意识(譬如你说“生存之战”),这是怎么来的呢?

■答:马华文学是历史的偶然产物,在台湾的马华文学亦然。我们的前行代多把这里当中国,一心想加入这“复兴基地”的中国文学(譬如星座诗社,神州诗社,譬如李永平)而没有注意到台湾作为亚细亚孤儿这境遇的复杂性,也没兴趣从宏观的历史去了解马华文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简单的说,我对自身存在的根源充满好奇心。如果你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满天都是星星,而自己是只悲伤的海星。总该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浪把你打上这岸边的。这海岸归谁管等等。从马华文学的困境出发,与其停留在原点持续不断的哀叹,不如把问题弄清楚,尝试找出一条逃逸之路。如果一直都只能维持一种低水平,那马华文学的存在就犹如不存在,有等于没有。

作为小文学,它的处境比其他地方的华文文学来得艰困,根本不可能凭地域保障原则(也就是自订一种文学标准来自我保护)生存下去。因此这“生存之战”

面对好几个不同层面的“敌人”,首先是马华文学本身,那找不到出路的悲哀的遗产;再则是中原,那总是以为他们在制定标准的天朝大国,承认的政治;再则是台湾文学,我们(尤其是旅台的)必须寄身在其上方能走得更远;但我们其实还有另一个敌人,即大马国家文学。如果你是爱国的好人民,你会希望得到它的承认、垂怜。

广告

反思能让它更坚定的存在。马华文学作品本身还没有强大到能自我辩护,这是我多年来的基本观察。没有好的论述、好的解释的保护,它终将有消失的危机,或沦为华人史研究的材料。

■问:《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里头的作品,以及你近来发表的其他小说,大多都在处理马共题材。可以说说你为什么对马共这题材如此钟情?

■答:在某种程度上,马共的命运可以说是民族国家里某种类型的华人的集体命运。那是个历史悲剧,也几乎牵动了华人的整体命运。他们的受困本身是个缩影,里头有太多可能存在而未曾被讲述的故事,也许包含了大部份希腊悲剧的元素。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真正的赠予,让我们可以超出小我的有限视野,去反省命运本身。对我来说,这也只是个过渡,不会老是在马共议题里打转,但华人史是基本的背景,也是资产。

所以马共对你和对我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我在开始写之前,不曾见过真正的马共;之后也没见过陈平。保持一定的距离或疏离是必要的。但我想,对历史思考也是必要的。

■问:你在台湾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在创作上或许能以台湾经验作另一次出发?

■答:在文学里,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个假问题。但我曾就问题答覆朋友:我早就以自己的方式在写我的“台湾经验”了。我的马华文学里就包覆着我的“台湾经验”。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就针对我的〈落雨的小镇〉说过:小说里热带故乡的雨的真实的参照是此刻我窗外的台湾的雨,秋雨,冬雨。你的问题是写实主义的。文学的技术让我们可以非常复杂地写作台湾经验,更何况我的文学经验、写作经验都是不折不扣的“台湾经验”──我是来台湾之后才开始摸索写作的。因此关键词是置换,移位,嵌入,挪用,拼贴,后设──引渡,我和台湾及台湾文学,这关系一开始就建立了。

而这些,在我一开始写作时就发生了。简言之,我的写作本身就已是我的“台湾经验”。

话说回来,怎么老是被问这样的问题?这其实不是文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近代的认同政治问题。譬如早年从中国到香港、马来半岛的“南来作家”,就常被置疑有没有写在地题材(所谓的“马华文学”也是那样开始的)一九四九以后来台湾的所谓的“外省作家”,在台湾本土化的浪潮里也会受同样的质疑。但这问题重要吗?作品好不好,不是比作品的“背景”重要吗?

■问:你曾经说过马华文学没有经典,今天你的看法有变吗?就你现在看到的,你觉得马华文学产生经典的可能性有多大?

■答:可以直截了当的回答你──我们多年来编的、写的,很多都已是马华文学经典(包括林春美最近编辑出版的散文选《与岛漂流》)。得不得到整个中文世界的承认是另一回事。但我们自己要有能力用论述来辩护。这种工作不能假手他人。要有和学术霸权在学理上争论的能力,这也是我说的“生存之战”。

这十多二十年来,已是马华文学空前的“盛世”。自有马华文学以来,还未曾有如此整齐的文学水平,虽然整体作品的数量还不算多。但我们能走的,本来就是精兵政策。

我在评贺淑芳的短文〈在语言里重生〉里曾说:在马华文学里,我们没有继承,因此我们必须成为自己的父亲。必须更有意识自己处身于马华文学的环型废墟。

■问:继你和陈大为、钟怡雯以后,似乎多年未有马华作者能够在台湾引起注意。这是因为文学奖神话不再吗?你对现今马华的年轻创作者有什么看法?

■答:龚万辉、曾翎龙他们有受到相当的注意啊。有人那群作者都是不错的,丝毫不输给台湾的同代写作者。但台湾的文学似乎也在崩落中,没有多少人在意文学了。

■问:你对马华没有长篇小说、为什么写小说的人该写长篇这事有什么看法?除了马华以外,我知道香港有些作家在台湾这儿也受到一定的注意,而且人数也一直在增加。他们的情况与马华的作者不一样吧?或其实有相似之处?可否比较一下?

■答:香港作品在台湾,但香港作家多半仍在香港。香港文学在台湾就像黎紫书作品在台湾。而香港文学一般而言都有很强的世界主义气味,西西、梁秉钧甚至董启章、廖伟棠都是,那对台湾读者而言应该比较没有接受上的困难的。但我其实比较喜欢看到方言的实验,就像看港片喜欢看广东话发音的。因此黄碧云的部份写作(如《烈女图》、《烈佬传》)我会觉得特别有意思,令我想起部份马华作家的与语言搏斗,而不是安居在平顺的中文里。

因为冷战及台港的地缘关系,两地的文学场域之密切不是大马能想像的,两地的文学体制其实是部份连通的。像叶维廉、郑树森这类的学者,发挥的媒介作用也远远超过留台的学人。但从这粗略的比较,也可看出马华的“背景负担”其实可能是一种资产。

■问:你如今又回到创作期了,可曾有写长篇的打算?李永平与张贵兴的长篇在台湾的口碑都不错,你有什么看法?

■答:我觉得长篇是个假问题。是否写得好比是否写得长重要。我曾经指出,马华小说最主要的形式是短篇而不是中长篇,这或许有其客观限制,但也可说是“鲁迅遗产”——对应的是移民社会文学需求的有限性,甚至不耐烦。然而自五四以来,从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白先勇陈映真七等生郭松棻等,最好的作品也都是短篇。应该考虑的是含金量而不是数量,一块金子和一车沙石的价值是不等值的。短篇和随笔,都是游击战的标准形式,也是我所谓的“鲁迅遗产”。

我无意贬低前辈,但如果就“小说能做什么”这观点来看,我觉得他们的长篇想表达的东西,短篇一样可以做到。在严格的意义上,我认为《海东青》和《大河尽头》都是短篇,也可能是我读过的字数最多的短篇。篇幅如果没有相称的想像视野和思辨的深度做支撑,价值或许还不如短篇。这两部长篇的意义或许不如同一作者的短篇〈望乡〉(虽然这短篇的前面十页也可以删掉)。

自写作以来,一直被人问为什么不写长篇,问到都很烦了。也许,我最后一部作品会是个长篇,如果我老一点还有力气的话。如果没力气,多半还是压缩成短篇。


 
广告
你也可能感兴趣...
 


广告



其他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