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老共

金枝芒（本名陳樹英，1912～1998）在馬華文學史、馬共史之外，知道的大概不多。在馬華文學史上，他屬於南來文人──出生於中國大陸，一九三○年代南渡，從事教育工作，兼從事寫作，日治時期加入馬來亞共產黨。他早年（二戰前）有五個短篇以乳嬰的筆名收入方修編的《馬華新文學大系》；戰後以筆名殷枝陽撰有〈犧牲者的治療〉，收入李廷輝等編的《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可見在馬華文學史上是個公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創作之外，評論方面他也頗有建樹。主要是在一九四七、四八年以周容筆名寫的〈談馬華文藝〉、〈也談僑民文藝〉參與了馬華文藝的屬性──在地性──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建構。那是南來文人一次重要的內部分歧，獨特性論述用以區隔馬華文學與中國文學，在文學上爭取前者的獨立性，其中的政治意味不言而喻。那先於馬來亞建國。寫於五○年代末、據聞曾於一九六○油印出版的《饑餓》於他逝世二十年後（馬來亞建國五十一年）出版，這樣的時機，不無象徵意義。

一九五五年華玲會談後，馬共退入北馬大森林。身為共產黨員，以金枝芒為例的左翼文學也潛入地下（或如方天被迫離境），檯面上的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文學也面臨了“有一個獨立的馬來亞”（民族國家－國家意識）的考驗（如方北方），它的戰鬥性、文學性，均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金枝芒那一輩人的文學活動早於馬來亞建國，嚴格說來屬於“有國籍的馬華文學”的史前史，和起源很近。一如他們的政治活動。在英殖民時代，主要是抗英、爭取馬來亞獨立建國；日本統治那幾年，則是抗日；日本戰敗後，又回到抗英。馬來西亞建國前的馬華文學左翼現實主義無疑是主流，因為它是政治啟蒙的一部分；對那些寫作者而言，寫作的本身並非目的，不過是鬥爭（不論是啟蒙、救亡、抗英、揭露現實，還是歌頌革命）的形式之一。五○年代後，金枝芒（及他的各種化身）在馬華文學史上消聲匿跡，一直到馬共簽署和平條約、走出森林，逝世多年後，由戰友編輯出版他的遺著《抗英戰爭小說選》、《饑餓》，他的身影方重登馬華文壇。

原來一九五二年後他隨同部隊潛進北馬大森林裡去，以周力的化名負責編輯、撰寫、油印馬共內部發行的刊物，大致可以判斷他或許是部隊中最有寫作能力的人（也可說是軍中作家）。《抗英戰爭小說選》中的幾篇小說原刊於馬共內部刊物《十年》，從篇首或文末的註記來看，記述都是“有所本”的。這些故事之間有一些共同的元素：村莊之間的地緣性，和馬共游擊隊的深刻關係，被英軍軍事對付，遭到毀滅性的攻擊，涉及三個不同民族對馬共游擊隊的支持，與及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但何以像金枝芒這樣的人會選擇小說這種帶有虛構特徵的文類？《抗英戰爭小說選》即回答了這樣的問題：他和他的讀者都相信，那樣的寫作忠實寫出他們彼時的此時此地的現實，小說寫作在那樣的脈絡下，顯然負擔著見證的政治－歷史功能，而非文學虛構。大量運用白描、直敘、完全不出乎政治語境的心理描寫－－正面反面人物都吻合臉譜程序，都是“典型人物”－－貼合原始讀者對敵我的理解。因此即使有虛構，也是服務於那樣的意識型態功能－－讓戰士更像戰士、犧牲者更可憐、施暴者更可惡。有支持游擊隊的村領導與群眾，也一定有叛徒或惡霸，不論正反面人物都是徹底的扁平人物。藉用小說形式的好處是，修剪現實的枝椏以便更平順的呈現理念。但從文學角度來看，那不可能是好的文學。可以說，那是特定境下的產物，意識型態功能先於美學功能，甚至可以說設定了讀者的政治立場（以同一政治立場的讀者為隱含讀者），故難以被不同政治立場（或不預設政治立場）的讀者接受。

一如這十餘年來大量出版的馬共回憶錄，都可以視為與官方主流論述的抗爭，在他們眼中，官方的歷史解釋對他們是不公平的，甚至摻合了英殖民者的視野（大部分非左派的相關論述都接受英國軍事行動的正當性，以馬共為叛亂分子，近乎“歷史定論”）。一九五五年的華玲會談因馬共不接受屈辱的條件，協約不成重新走回大森林，不過兩年馬來亞就獨立了，從此馬共以抗英去殖獨立建國為主要訴求的武裝鬥爭失卻了大半的正當性，不論是馬來亞還是馬來西亞，都不該是敵人，雖然國家也許沒有依照他們想像的方式去建構。因為歷史定位不被承認，唯有持續作戰，只是那樣的戰役未免消極，被收縮向他們自身，與人民的關係漸遠，只是他們自己的戰役，成了下不了臺的臺階。對於尚活著的老兵而言，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和平條約不啻是一大解放。老馬共們放下了鎗，拿起了筆，這些書寫無疑是這些曾經參與革命的老人餘生的最後的戰役──仍然是爭取承認。另一方面，這些寫於、刊於五○年代的作品出土，除了可以促使文學史的改寫，更重要的是讓一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尤其對出生、成長於中產階級生活的世代－－有可能被重新審視。因為那段歷史已屬上一代人，已過去近半個世紀。

■死亡的臉容

金枝芒的抗英小說把讀者帶回五○年代，那個此時此地的現實，那個現在。也帶出他們那群人的視野。

一九四八年因左翼反英抗爭趨於尖銳，英殖民政府是年六月宣佈緊急狀態，展開大逮捕，與馬共的內戰爆發。一九五○年始，為切斷鄉村華人對馬共游擊隊的後勤補給，英政府啟動畢禮斯計劃（Briggs Plan），數年內，超過五十萬華人（其時華人人口的四分之一）墾殖民被迫遷入戒備森嚴的新村（時人稱之“集中營”），以集中監控，從糧食到行動都被軍警嚴密監視。

那即是金枝芒抗英小說的歷史背景，尤其是《饑餓》，尖銳的呈現了馬共游擊隊因後勤補給被切斷而陷入空前困難的狀態。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饑餓》無疑是金枝芒最好的作品，而不僅僅是他篇幅最長的作品（近四十萬字）。雖然還是有些口號式的文字，作為原始讀者（戰友）視域的標記，可以說在可以容忍的範圍；有好些說明性的文字（說明每個角色的過去、身世、個性等）也在可理解的範圍。就情節而言，不是個太複雜的故事，就敘事類型而言，屬於“受困－突圍”的類型。故事簡單，是因為角色的行動被侷於一個有限的空間。在那樣的限制下，他們的行動被迫一再重複，重複嘗試尋找突圍的機會；因重複而帶有儀式的意味。最初的行動不免是一再的失敗，在那樣的過程中，成員逐漸減少，於是行動的犧牲者一再增加，悲劇感也隨之疊加，一直到一個臨界點。要麼全軍覆沒，要麼終於突圍成功。前者悲觀慘澹，有時或用以驚嚇讀者，令人耿耿於懷；後者留下希望的種子，見證了意志的勝利。不管現實情況如何，就其所需具備的功能而言，馬共小說不可能選擇前者，否則就會受到諸如“失敗主義”的批判。

在一定程度上，小說以這樣的類型呈現，是被現實決定的（小說裡明確的說是一九五二年）。畢禮斯計劃實施後，“人民”（不論是馬共同情者，還是被威脅合作者）都被封鎖進新村－集中營裡，切斷了馬共的糧食補給，阻扼了他們與群眾的接觸。在外，是英軍的圍剿，即使退入大森林，一旦被發現留下線索，就是一場硬仗。而《饑餓》正是寫一支被隔離在新村－集中營之外，且與主要部隊失去聯繫的小隊，不斷的尋找預藏的糧食，因叛徒出賣以致存糧被毀，而加速陷入絕境。糧盡之後，試圖尋求突圍（突破封鎖向村民取得糧食、和部隊取得聯繫，以便在安排下撤離），相對的，被困於集中營雙重鐵絲網裡的婦孺同志，也在設法存糧待命。兩端的受困、尋求突圍。

小說設定的游擊隊是“隊伍只有十多人，有女的，也有老的，武器不良，彈藥和訓練不足”，而不是訓練有素、由壯漢組成、武器精良的部隊，注定帶有悲劇色彩。一如之前的抗英小說，一樣會有叛徒、通敵者，讀者對他們面目的知悉也早於小說中其他人物（因為全知的敘事者對此一目瞭然）。何以選擇這樣的一支衰弱部隊來承擔敘事呢？小說中借領隊老劉在獲悉同志明富背叛後的一段話表白作意：

“……共產黨的名聲是建立在為窮人打天下的事業上，是建立在我們前赴後繼、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上，誰也敗壞不了。況且，群眾知道我們在叛徒的進攻下怎樣堅持革命，共產黨的名聲會更響亮。”

換言之，叛徒和敵人的圍剿在這樣的敘事裡都是提供考驗，因此它的調子帶著革命寓言的意味，證道甚至殉道。帶著宣傳的意味。即使如此，那也只是對原初讀者（同袍、同情者）而言。而宣傳性的話語是這部小說最鮮明的語言之一（或明淨如聖語：“他們的心地像白紙，品質玉石似的堅貞”、“他們是英勇的戰士，也是天真的孩子。”），關涉小說中正面人物及預設的隱含讀者信仰的再確認。

就小說論小說，它的細部（文學筆觸）超越了宣傳。最有力量的部分在於刻劃那種特殊狀態下的日常生活細節，被包圍、反擊、退走，尤其是陷入饑餓情境下狂亂的覓食與死亡。因糧食匱乏，人的生存狀態被逼到極限，胡亂吃野菜而中毒，是這部小說反覆的主題。吃有毒的山薯、山芋、石芋荷、木薯葉，中毒後嘔吐、翻白眼、昏厥，昏了一兩天起來，因饑餓難耐，下回又再去吃。以此寫饑餓之恐怖，對小說人物而言，有過於植物鹼中毒。更多的篇幅寫反覆採集聊勝於無的野棕櫚（書中稱之為“檸檬”）心，每一次中毒就像是一次試練，譬如游擊隊員中的小鬼，竟然縮小了：“山芋毒可真厲害，昏了一次，像發了一場十天八天的大熱症，不只週身骨節酸痛，身上的肌肉也像削落了一層，一個身體強壯、肌肉豐滿的小伙子，驟然瘦了下來，使人看起來像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但作者運用的並非魔幻寫實，而是貼近人物的逼真寫實，以期取信讀者。“饑餓”作為對革命最嚴酷的考驗，確實超越一切，上昇為主題，也只有在那樣的情況下，“椰漿煮檸檬”會被喻為“吃大餐”；鹽被喻為糖，“吃起來是甜的”；如書中所言：“然而，他們畢竟也是人，要吃飯才能革命，至少吃了野菜才能堅持鬥爭。”

不管是餓死還是戰死，死亡的場景在這部小說也許是最值得玩味的，也最富文學意味。從這些不同的死亡景象，充份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學能力－－寫出死亡的多樣性。作者用了非常具體的形象描繪，宛如特寫、停格放大，強烈的視覺性，突出死者的狀態；死者的臉孔、死前的感覺。寫生存的極限，卻彷彿寫出了死亡的可見性。這種訴諸視覺的語言，很可能會讓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死亡不屬於任何人，是人普遍存在的一部分。這大量的細節描寫，讓客體成形，向讀者的眼與心顯現，就量而言應已超過宣傳的需求，而帶著（殘酷的）審美趣味。似乎可以說，它們是自為目的的，為馬華文學留下罕見鮮明的死亡面容。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到文學的力量－－也可以看出作者強烈的現代感，雖然它們的上下文是舖天蓋地的瑣碎日常。

在意識型態上，如此生動的饑餓窘態，似乎證成英軍“餓斃政策”的成功－－雖然作者一再強調他是要展現馬共游擊隊員的鋼鐵意志。即使在敘事末尾終於突圍了，大量的死亡卻是無法抹除的。就這點而言，以饑餓名書並以之為主題，又可說是不政治正確的。是為了控訴英軍的殘暴嗎？似乎不太有說服力。因為那是戰爭，馬共一樣不擇手段，確實發動過恐怖活動、誤殺、恐嚇過老百姓（張佐的回憶錄不乏相關的自我檢討，英國人的資料更不用說），用盡各種策略來打擊敵人。符合政治要求的書名應是突圍，饑餓本來就是個文學性的命名。當饑餓被前景化，造成饑餓的原因就成偶然因素退入背景裡去了，至因饑餓而死可說是至高點。

為了讓饑餓可以到那種程度，作者其實設置了不少條件。除了前述讓這支部隊都是老弱婦孺（包含一個懷孕的女人），也讓他們置身最不好的季節（如書中角色言：“我們餓得也不是時候”），不是野果成熟的季節。而且小說裡的那座森林，物產也驚人的貧乏，彷彿只有植物沒有動物。大馬森林裡很常見的鼠鹿、松鼠、四腳蛇、猿猴、雉及各種飛鳥、野鴿子、老鼠、蝙蝠、各種蛇、各種蛙（澤蛙、甚至蝌蚪、癩蛤蟆－－只需剝皮去除毒腺）、穿山甲、果子狸、朽木裡昆虫的幼蟲、蚱蜢、蟋蟀、蚯蚓、白蟻、蝸牛；溪流常見的泥鰍、鱧魚、白魚、鯽魚等；菇類如木耳也非常常見。雖然不足以吃飽，但應可勉強補充蛋白質（譬如吃蝸牛肉、甚至白蟻）。一直到小說的最後三分之一（第十章）方出現一隻烏龜、一隻山鵓鴣（野鴿子），後者還是給病癱的女游擊隊員當寵物的（因她捨不得殺來吃），似乎是刻意要表現女性的愛心與情趣，但感覺上牠好像是被作者憑空放進去的。

動物的貧乏是我讀這本小說時最覺納悶之處。難道北馬的森林那麼差？真不可思議。唯一的解釋大概就是：這都是作者的條件設定。這些游擊隊員的野外求生能力似乎很差。就因為是對森林較不熟悉的華人？那似是個不夠政治正確的設計，這批游擊隊員都是華人，似乎坐實了馬共＝華人的刻板印象。對照馬共回憶錄，馬來人的部隊似乎過得好多了。也許因為大部分馬來鄉村並沒有被集中管理，游擊隊不難取得補給，他們也比較懂得野外捕獵。

討論《饑餓》，拿馬共的回憶錄來比照還是必要的，有助於進一步理清箇中的紀實與虛構。譬如馬共成員張佐（張天帶）的回憶錄《我的半世紀》第四章就一再寫到英軍“餓斃政策”下部隊的饑餓狀態。比較接近《饑餓》小說本事的，是張佐提到霹靂州“萬隆山單位的同志”因分隊長叛變，“半年來生活在異常艱苦、困難之中，他們每天都要向大青山，討野糧充饑；大事砍伐山椰、櫚檬心充饑。”但也提到加咖哩調味後的櫚檬羹味道不錯，吃不飽且讓人沒力氣則一如《饑餓》所言。但那往往只是個過渡階段，很快就克服過去。在珊西亞‧法姬（Shamsiah Fakeh）的回憶錄裡，也寫到吃山薯中毒導致昏迷的事件，也明確道出山薯正確的處理方式。應敏欽的回憶錄裡寫行軍時糧食缺乏的處理方式：“由於供給非常有限，我們不得不以黃豆和香蕉幹為主要食品，並且以野菜、打獵和捕魚來補充食物。”“……補給問題只能靠大森林本身的食物來源解決。……當時湊巧是野果很多的季節，森林裡有很多諸如臭豆之類的野果可以充饑。另外，我們還可以打獵和捕魚。大河裡有不少各種各樣的魚類。”有點輕描淡寫，越是領導層越是如此。但在有的馬共成員回憶裡，如邱依虹編《生命如河流－－新、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黃雪英則清楚談到“在部隊裡，最難受的是肚子餓”，尤其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間，吃花角薯中毒，及吃野菜竹筍吃出問題，“我見過有些同志捱餓捱得太久了，有一天就那樣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來。”同書陳秀珠也有類似的回憶：“在森林裡，有時候我們一整年都看不見一粒米，我們只靠吃森林裡的椰子、檸檬、木薯等東西來維生。”同書朱寧：“那期間，餓肚子的感覺是我最難挨、最難忘的經驗。”但朱寧所述已是一九七一年後的事了。可見《饑餓》所述有據，應該是游擊隊員蠻普遍的經驗，但那應該不是常態，而是會出現在不同的行軍狀態下（朱寧的證言且是《饑餓》初版出版多年以後的事了）。

而金枝芒藉用文學的技術，在一個封鎖的時空裡讓饑餓得以放大為存在的考驗，那必須是個貧乏的森林－－或者就因為行動者面臨迫切危機。然而在馬共的回憶錄裡，如《生命如河流》翠紅就說常獵大象來吃，雄象肉尤其好吃；在她們的回憶裡，森林裡確實有許多動物，雖然不一定都可食。相較之下，就可以看出《饑餓》的虛構技藝。簡而言之，封鎖（某段時間與空間）以放大（饑餓的困境），以便把存在寓言化。隱喻了他們的集體處境，一種被封鎖、圍困以致肉身趨向凋萎的存在。當肉身衰朽到一個程度，意志遂無法支撐而崩潰，而化為死亡的浮雕，以無法撫平的猙獰向世界傳達他們的憾恨。因為意志並無法超越物質的侷限。（在陳劍主編的《與陳平對話》中，陳平回應研究者提問時，曾談到殖民政府在一九五八、五九年間北霹靂的防堵行動－－高度集中的猛烈攻擊、密集的路障、大量的警衛，致使馬共部隊分成二、三人的小隊，幾個月後，“他們消滅了我們所有的人。其中一些不能再堅持的，投降了，因為他們不能忍受饑餓。最後，他們之中只有三位成功的突破封鎖……移向北部和越過邊境，進入泰境，與主力部隊重新聯繫。”似乎更接近《饑餓》的本事。所述也比小說來得慘烈，那時馬來半島的部隊幾乎全被剿滅了，突圍者是唯一的小隊，而不僅僅是其中一個小隊。那已近乎是“最後的戰役”。）

在天然資源豐饒，沒有冬季沒有沙漠沒有不毛之地，食物俯拾皆是的馬來半島，若非如此，饑餓也不致成問題，更何況因此致死。就這一點而言，《饑餓》也命名了一種非常特殊的體驗，內在於長年在森林裡的馬共的集體經驗裡，是他們共同體感受的重要成份之一。金枝芒把這一份脆弱，盛重的擺放進馬華文學史裡。

一九六一年金枝芒依組織的安排，經越南往中國，抵北京。一直到一九六八年（這其間在做甚麼，關於金的生平記述均未明言。陳平《我方的歷史》及陳劍《與陳平對話》都有提到彼時馬共其實在瀕臨解散的狀態，部分領導人撤往北京，正是步驟之一），在湖南長沙籌設“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至一九八一年二十年間因中共東南亞政策改變而被迫結束，改任馬共中央海外代表團秘書止，十三年間的精力應都花在電台中文部的編輯工作。據聞其間另有短篇創作，迄今未見。從相關資料來看，他在黨裡似乎不是甚麼大角色。大概他最終賴以留名的，不是革命的功績，而是文學。

有論者以金枝芒的文論（此時此地論）確立了馬華文學的主體性（在地認同），並以之與郁達夫做比較，以後者為中國離散文學的終結，前者為馬華文學的真正起源（郁一九三八年底到新加坡，而金是一九三五年南下，前者比後者晚了三年左右；金出生於一九一二，南下時二十三歲。郁出生於一八九六，南下時四十五歲，屬不同世代），並把《饑餓》解讀為馬來西亞華人、馬華文化與文學處境的托喻。弔詭的是，相較於郁達夫的失蹤，金枝芒不只最後二十年在中國渡過（雖說是工作的關係），而且最終死在北京，有明確的時地。雖然這與“忠誠”無關，但（被迫）離境卻也是事實，雖然《饑餓》寫於離境之前。最初與最後的二十餘年都離境，那《饑餓》作為大馬華人處境的托喻妥當否？還是不無疑問。

自馬六甲王朝以來，馬來半島上的華人衣食一直不是問題，甚至精神上也不致有饑餓的問題（可以透過輸入解決），小說的整體條件設計並沒有讓它成為較普遍的寓言－－從整體上來看，作者以大量的社會性細節讓它只屬於馬共游擊隊，更別說是大量內部宣傳性的語言，限制了它的普遍化。而金枝芒寫作的匿名性（他用了許多不同的筆名），當然可見出他書寫活動的特殊性－－基本上是政治行動的一部分，一如馬共成員隨不同行動而有許多化名（即使馬共頭子陳平也不姓陳名平），都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而金枝芒的生平資料，也是在他逝世且馬共簽署了和平協約、當秘密已不再是秘密後，方有較清楚的披露。

如果說這部遲到了近三十年的小說“出土”有甚麼象徵意義，那也是作為文學與革命緊密聯結的見證。一塊特殊的紀念碑。如果它無法超越生活，那它將不敵（誰也料不到的）排山倒海的馬共回憶錄。那些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都有許多故事，那種經驗的複雜度，遠不是小說家能比的。

金枝芒那樣的文學活動，也清楚標示在他尚在世時，作家身分對他而言不過是個面具（畢竟他的正職是馬共裡的文宣員），只有死後意義方可能被放大。一如馬華文學的結構性常態，寫作如果不是餘事（其他正事之餘），也是偶然性的事業。

■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