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庇坐早晨五点多的班机飞回香港，原本打算补眠，却无法安睡。

在机场巴士上，我一路上看着石屎森林搭建的香港，心里想着，同样是海岛，远处有山，路边亦有芭蕉树，为什么感觉竟和沙巴如此不同呢？从热带丛林大屋和无边的海底中醒过神来，眼前这个高度发达的城市，拥挤的人群，居然全然不显得可爱了。现代文明，使人疲惫。

我在香港微冷的初春时去了大马，回来时香港已经入夏，但阳光还是比大马柔和许多。

没有去吉隆坡、槟城，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在东马的沙巴州，把沙巴首府亚庇的加雅街逛透之后，就去了常被菲律宾海盗光顾的潜水胜地仙本那。

大马是一个盛产故事的地方，移民多，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出许多具体的伤痛来，让每个人的故事都很有重量。

我们在亚庇遇到两位华人德士司机，一位李大哥是第四代移民，还有一个祖籍天津的大叔是第二代移民，后者混得好一些。李大哥的手上布满伤疤，吓我一跳，差点让我以为自己上了黑车。他是性子太野的孩子，小时候在亚庇读华人学校，整天逃课，背上书包里不放课本，放的是替换衣服。一到学校，他不去教室，跑去后面的小山坡，把书包藏起，就出去疯玩，到放学时间了，就回来把书包挖出来，换上里面的干净衣物，似模似样地“放学”回家了。长此以往，他父亲知道，一气之下送他去了沙巴内陆的一个姨妈家，姨妈家有可可园，他就在园子里混大，至今仍记得可可发酵时散发的臭味。

他也上学，但中学的男孩了，闹得更大，打了两个老师，很快就被退学了。“那时候啊，我爸爸3个月不跟我说话。”他自嘲地笑着说。家里不再管他，他就出去工厂，做打铁的学徒，留下一手伤疤，又辗转做过木工、销售，最后当上了德士司机，算是稳定下来，但已年过40了。沙巴一半人口是穆斯林，一半是天主教徒和佛教徒等，他却说“我只信我自己。”问他怎么不结婚，他叹口气说，交往过一个华人两个印尼妹，“我还是选择自由”，话说出口，又是爽朗，也像逞强。

在亚庇市中心最热闹的加雅街，生意最红火的几家食店都是广东肉骨茶、海南鸡饭，或是中式的猪杂面，当地称为“生肉面”。飘着猪肉香气的街道上，毫不避讳地行走着包裹全身、只露出眼睛的穆斯林女子，她们会走进不远处的清真餐厅，吃本地的咖喱和炸物。这里和吉隆坡、槟城不同，没有显著的排华势力，倒是因为历史遗留的领土争议问题，曾和菲律宾武装组织阿布沙耶夫有过交火。就在离开仙本那的同一天，我在亚庇的Sunday Market报摊上见到包括《星洲日报》、《亚洲时报》在内的所有华文报纸都有一样的头条：4名华裔船员在仙本那附近海域被菲律宾海盗绑架。

海上的游民

到达亚庇的第一天，李大哥就再三提醒我们，晚上不要去海边，因为那儿有很多“做了坏事就跑的菲律宾人”。在仙本那，民宿的叶老板听着英文歌，一边悠闲地制作手卷香烟，口中却冷冷地揭露，那些在渔船和潜水艇上身材健壮黝黑的青年船工，尽管看起来鲜活、能干，却很有可能是菲律宾来的偷渡客。“他有身份证吗？很简单，你让他拿出来给你看看。

很多人在这里长大也没有用，没有身份证。”

老板说。

偷渡客需要打工糊口，而雇主需要廉价劳工，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有了不少菲律宾偷渡来的船工。《南方周末》曾在2014年出过一篇特稿，就讲仙本那的菲律宾难民村。

他们没有陆地可依靠，就模仿大马当地的海上游牧民族巴瑶族，在海水浅处打桩下去，用木材搭建水上的小屋，以单桨的小木舟为交通工具。许多人已经是难民二代三代，生在大马，长在大马，但“没有身份证”仍极大限制着他们的命运，捆绑他们世世代代只能在海上的灰色地带从事打渔，或是旅游业的工作。

在仙本那，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船工，他长着一副酷似南欧人的五官，但肤色极深，叫自己作“kid of the sea”。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菲律宾偷渡客，老板起过疑心，我曾问过，他答不是，然而未知真假。他26岁，5年前曾去亚庇发展，和6个朋友一起学习变魔术，在街头走穴。城市的生活终究不适合他，他还是回到海上，做了一名船工。得益于仙本那在潜水界逐渐崛起的盛名，潜水游艇对船工的需求大增，他精通水性，不带氧气罐和脚蹼，可以憋着一口气在水下做一分多钟的free diving，是非常合格的潜水船员。（待续）

【星空与海：从香港到沙巴（上）】
【星空与海：从香港到沙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