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贞.12年家书.死亡的万花筒

2017-09-10 17:31

苏伟贞.12年家书.死亡的万花筒

2004年2月,年长苏伟贞12年的伴侣张德模过世,启动了苏伟贞写作路上一次大规模的召唤之旅,那是《时光队伍》的举步维艰,她生命中至难的书写,强悍的悼亡与不悼亡。往后12年,她还活在张德模的时区里,62岁以前都有可供参照的时间路径,那是张德模遗下的,活着的模态,她得以知道,62岁以前生命能有什么应对。时光缓步,终究来到没有张德模的时区,苏伟贞在失却参照的生活里,又有了新的,也是旧的书写──《旋转门》,她说,叨叨絮絮写完这12年,不是放下,也非舍弃,更无豁然,仅是恍然一惊。恍然一惊,她来到自己的时区,也探入了创作者,如此诚实的境地。
苏伟贞过往小说里的人物有各种美的样态,小说家说,她喜欢美的人事,想要、也喜欢写喜欢的人的故事。(图:星洲日报)

12年的光影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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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她,从《时光队伍》到《旋转门》,是补漏接续还是重新启动?作家说,那是木乃伊般的复苏。

她举电影《神鬼传奇》(The Mummy)为例,《旋转门》是唤醒、是重新启动,让木乃伊封存的生命,得以复苏,夺剑得永生。那些牵丝缕缕的记忆,她记忆中的伴侣,“仿佛在他活着时以尸布裹之,注入一些让他看上去栩栩如生的保存方式”,就这样遁入长眠,时候到了,她自古墓中再度召来故灵,重启未竟的书写。

“时光队伍对我来说,是用书写把往事和记忆密封起来。密封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会把它唤醒。”

《时光队伍》里她写伴侣的人生路途,那是她的长时间曝光和光影封印,“让影像拓印出一条光的路途”,她把镜头对准这么一群人,这群人“根本就不把人生当成一回事,即使是死亡,他们没有对人习以为常的定义,也无视于这种定义,活成他们自己。”这群逆时光而行的队伍,在作家的镜头下显影出光的路线,他们穿越时间和人生,在光的旅途里,动静相附,“静止的东西会显示流动的痕迹;反之亦然,流动也会对应出静止的事物和时间,所以我把这个密封起来。”

而唤醒重启的契机,则或早已设定在12年后,当她终于来到张德模离开时的年纪。

“张德模大我12岁,我们差一轮,都属马。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62岁,我就在想说,无论如何在他62岁以前的生命,我都知道,都有一个样本可以模拟:对照我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我喜欢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要做一个我喜欢的人的样子,我碰到事情的时候,会怎么想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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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她终于来到62岁,“即使我再无视于时间,对一个现行的纯粹的时间来说,我失去了一个可以对照的样本。所以我在想,我要在62岁,他过世的那一年之前,告诉他这12年发生的事。”

她遂把书定调为“告诉”,自己和张德模的家族人事变迁,朋友和小孩的生活历程──那些张德模未曾参与的12年,娓娓道来。

重启的契机或也还有,孩子的生命决定。一直未婚也没打算结婚的二儿子,有一天突然决定结婚。这个长得像父亲,个性也很像父亲的儿子,开启了一个漫长的结婚之旅,海外台湾两地跑的婚宴,有一天结束了,对苏伟贞而言,这就是儿子对父亲的交代。

是以她把这个章节留在小说末尾,“虽然张德模也不在乎小孩会不会结婚,但小孩还是要有个伴,因为张德模家族人丁也不旺。孩子结婚的一天成了小说的最后一篇,也就是告诉他,我们整个的故事,在你过世12年之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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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完择日出版,也选在张德模过世12年后的2月出版,整整12年,她走到了自己的时区。

她笑说这是一个太漫长的镜头,“大家看着昏昏欲睡”,但也了了某些悬挂的未竟,“终究把这个时间的痕迹,光的拖曳,定格了下来。”

最困难的书写已经过了

《旋转门》是家书,写完12年的家书后,苏伟贞一个字也没写,就这么静安过去一年多。

没有豁然开朗,也不是舍弃放下,仅仅就是写完家书。“过程中也许常常有人会告诉我,时间会让你淡忘这些事,时间有疗伤的功能。但我要说,我其实不把它当成一种创伤,所以称不上疗伤。我虽然性格还蛮容易放弃事情的,但这件事也称不上放下还是放弃。就是一个家书。”

因为最困难的书写已经过了。

《时光队伍》出版后,苏伟贞曾在访问里提及,不确定未来还有否新的书写,那是对她而言,非常艰钜的书写,“《时光队伍》就是一个记录,是在医院里的日记,像罗兰巴特母亲过世后,他在好多地方都放小纸条,想到什么都随时记下来。我很怕漏掉细节,我不太清楚当时我要组合什么,就跟疯子似的在写。我当时还在写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用打字的,这些记录都用手写,更珍贵、更快速,就像所有小纸条的集合。那个时候我还很难面对这样的书写,因为要把自己、把张德模生命赤裸裸的摊开。”

有了前面的告解练习,《旋转门》不难,但写作之际依然像砂砾搅在水里,未能通透清澈。

要到某一天,她才知道,那是“我”和“你”和“她”的距离,不仅是称谓上的距离,而是旁观与置身其中的亲疏之别。

“我以前的叙事,用的是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等到我写《旋转门》的时候,我已经写了好多年了,随手写,到什么地方都写,却怎么都觉得不对,我一直也不太知道哪里不对。”

她记忆所及,几乎未曾以第一人称写小说。直到某一天,她把“我”放到小说里,置换了所有的第二、第三人称,一直徘徊不去的砂砾溶解了。

“我就发现,这个小说的本质出来了。”

“当把第三人称改成我,当他置换成我,我发现,这个作品是诚实的,诚实的告诉大家,我自己是置身当中,而不是用一个比较疏离和抽离的视角来叙事。这就是12年来最大的差别。”

从抽离的旁观者,到亲身上阵的当事人,她终究愿意在场了。

“从一个困难的书写──我不想面对这件事情、想抽离出来,永远的看着时光队伍连续走过,我成为一个摄影者,长时间曝光拍下他们的身影,总是一个旁观者的距离。用这个视角来写这个队伍,我觉得还行;现在的情况是,对张德模来说,他已经不在场,我要告诉他所有的事情,我必须在场,我要用我自己的视角来看。后来把视角一改,整个小说原来只是矿石,打磨之后,原来的样子出现了。”

《时光队伍》表面写死内里写生,《旋转门》里一样有各种死亡的冥态,“《旋转门》就像个死亡的万花筒,每个东西都像死亡,死亡的沧桑,还好最后小孩要结婚了,让这本书不是那么全面性的死亡书写。中间也历经我婆婆的过世,生病的过程,也掺合在里头。不过至少它的结束,仿佛是一场新生。”

问她,写完《旋转门》,换一个从未尝试过的视角,是否也探入了书写的另一境地?

“我终于了解,作为书写者,有一次必须是诚实的,诚实的说出自己的故事。我不想用一个比较疏离的方式,来交代这些事情。《旋转门》对我来说,跟《时光队伍》是不一样的。可是它称不上困难,反而有一种,恍然一惊的感觉。”

跋涉父亲的跋涉

苏伟贞笑言,《旋转门》虽不是最难的书写,但也不是容易的书写。她年多未写字,心里却又盘算大书写大叙事的引擎,伺机发动。这次的书写对象,也是至亲。

“我父亲过世以后,一直没有好好悼念过他。他一个人只身来台,虽然母亲后来也从大陆过来,可是他这个家族在台湾一直是孤单的。我爸爸是很坚强的人,等我到了他这个年龄,我都觉得他那个时候真的好勇敢,在举目无亲的状态下,养家活口,作为一个男人,他到底怕不怕?”

她揣想自己不在场时父亲的生命勇态,一段静寂的悍旅,她好奇其中的跋涉,希望有天能走一趟父亲的旅途。

“最近想要回我们的老家,我叔叔他们还在,但可惜我们的祠堂,里头的文物在有一次火灾的时候烧光了。我父亲是广东番禺人,童年时住在广州,刚从军校毕业时曾经驻扎在广西和贵州,后来有一段时间驻扎在佛山,我想走一趟这个路程,到我们家祠堂找一找有没有可以记录的。”

她想爬梳家族的流离,父亲的行旅,连结自己生在台湾的生命路途。

“我自己在台湾的家也起起伏伏,就想写一个比较大的书写。有一次看完《伤心太平洋》,王安忆写她父亲王啸平的路途,写成像史诗一样。王安忆很少这样的作品,句子全然是感情,感情推挤着感情,感情激发了感情,每个段落都是这样,故事线索不是过去王安忆那种写实的故事线索。”

她深为这样的作品所撼动,至于自己的家族史,她未找到合适的线索和路径,“这个事情感觉和时光队伍一样沉重,还找不出书写的线索,但大概这个暑假会开始写吧。”

都是大书写,看来小说家底气依然丰饶,她笑说,也不全然都是沉重的书写,晚近对学生间明信片的只言片语深感有趣,也许会写个相对轻松淡然的,探索新的书写样态。

苏伟贞简介

小说家。祖籍广东,降生台南。黄埔出身前炮校中校、日日新租书店老板之女。现任教于成功大学中文系,曾任《联合报》读书人版主编。以《红颜已老》、《陪他一段》饮誉文坛,着有各类作品十余种,包括:《租书店的女儿》、《时光队伍》、《魔术时刻》、《沉默之岛》、《离开同方》等。同时是张爱玲研究者,相关著作包括《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影像、书信、出版》、《孤岛张爱玲:追踪张爱玲香港时期(1952-1955)小说》、《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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