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董总主席林晃升于1981年提出的“三结合”概念，原意在于整合执政党、反对党和民间（华团）的三股力量，为华教华社争取公平合理。

再经过深入探讨后，当时的董教总领导觉得反对党和华团都是在政府之外反对和施压，两者的角色和性质极为相似。于是，决定派华教人士加入和加强执政党中在政府内部争取改革的力量，才是新的尝试，新的突破。

当时一个重要的考量是，国阵，尤其是巫统的根基巩固，如果我们还只是在外呐喊，二三十年之后，将是时过境迁，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恶化！

因此，“内部争取改革”要有效果，需要“朝中有人好办事”。但是，朝中人必需是有原则、能做事的。

针对“三结合”概念和内部改革策略，郭洙镇那时比喻作“种子长苗”。

即使有了充足的阳光、水分和泥土三个外因，但是种子内部若有问题，也长不出苗来，更甭谈茁壮成长。

所以，当时的策略是要加强“内因”（内部的机制和力量），但并不否定“外因”（反对党和民间团体）的重要性。

因此，“三结合”不否定朝野之间的互相制衡和两线制出现的可能性。只是在80年代初期，那时这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两个最大的反对党，即世俗主义的行动党和神权主义的伊斯兰党，南辕北辙看来绝不可能结盟。

另两点必须强调的是，第一，文教联合宣言是由参政华教人士，而非董教总作为一个民间组织，与民政党联署发表。第二，董教总领导只是在参政华教人士上阵的甲洞和丹绒两个选区露面助选而已，没有涉足民政和国阵其他成员党的选区，所以并不是全面攻打行动党所有的选区，更无意与行动党作对。

我们一开始是有期望行动党能谅解我们的初衷和出发点，虽不能公开认同配合，也不至于全面决裂。但是。非常遗憾的，林吉祥的反应却出乎意外的激烈。他一开始即指责我们这几个加入民政的华教人士是与种族主义的巫统同流合污，已出卖了理想原则和民族权益。毕竟他自60年代末，即不断强烈抨击马哈迪为极端马来民族主义者。

林吉祥对我们的强烈攻击引起了不少反弹，再加上他曾经高调挑战马华总会长李三春从几个选区中任选其一来对决，但当1982年大选到来时，却又不敢在后者选择的芙蓉区应战，导致华裔选民转向。选举结果，行动党的国席由1978年的16席跌至9席。

于是，林吉祥更是老羞成怒，把“三结合”讥为“三打一”，即董教总、民政/马华联合巫统要置行动党于死地。由于他咄咄逼人，董教总领导和参政人士被逼回应，而掀起了一系列的论争，在大选后竟然延烧了整年。

林吉祥之后几年也在国会内外处处为难我。我更没有预料到，他与我之间在政坛上的恩怨，也从此延续了整整30年，从中央到槟州，又回到中央，直至我于2013年引退。

其实，“三结合”这个词汇太过硬性，意味着若大家都结合在执政党下，就欠缺了反对党的声音，不符民主精神。反之，如果全然结合在反对党，那么朝中则完全没有了华人的角色、地位和声音，非但无法促成“多元两线制”，反而变成了“种族两极制”。

我过后不久有感“三配合”更为恰当，就是肯定朝野各自不同的角色，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但是，不能期望朝中之人到外呐喊示威，或是在野的人进入朝中办事。只要大家不要斗臭斗垮，大前提是目标必须一致，那就是争取一个公平合理的马来西亚，才是通过理性政治，进行健康的竞争和制衡的成熟民主制度！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却发觉到朝野各政党的党性很强，缺乏真正的互信与共识的空间，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或许就是改变不了的残酷的政党政治生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