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30日讯）大马首富郭鹤年的商业业务遍布中国各地，在草创初期时，也曾遇过在地中国官员蓄意刁难，然而在他“出声抱怨”后，无能的地方领袖就会被更换，而这是不会在东南亚出现的情况。

“我开始注意到，在东南亚，坏蛋（bad egg）可以升职，但在中国，坏蛋会被调走。”

在中经商遭官员刁难

他说，当他在中国各地拓展商务时，时常会遇到无能的地方官员，近乎每一次他都会与这些无能的副省长乃至市长争吵。

“回来后我会告诉同事：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人，可以来管理一座城市。接下来，可能是一年后，当我再次造访这个地方时，那个无能的官员果然被调走了。

他在《郭鹤年回忆录》新书里纪录在中国经商所遇见的情况，对中国奉行“能者居之”留下印象。“当然，在面对那些毫无表现者时，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事的。”

郭鹤年说，他记得其得力助手“彭大卫”如何致力于代表公司协助拯救中国的贫穷人士，也因此接触了许多乡村干部，这些官员的素质有很大差别，很多腐败的官员都是只讲不做的。

“彭大卫告诉我一个悲惨的故事：一名来自乡村的年轻人，靠自己实力考上中国顶尖大学，毕业后回到村里子以贡献自己所学。他是一名好心肠的青年，但在20年后，他失去了所有梦想、精力与活力。

他的上司认为他是一个威胁，挑战着自己的地位与智慧，他在官僚制度下成了被遗忘的灵魂，他被霸凌、被蓄意忽视，在中国，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他们只想做些好事，改善周围人民，但却被虚荣和傲慢的官员阻挠。”

眼光如豆的官员，也刁难过郭鹤年。他见过心胸狭窄的中国人，一些认为你是来抢夺他们的财物，更多的官员只顾虑到自己的利益，当你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时，他们会毫不犹豫转身离你而去。

“在一些省市，你会遇到一些守财奴官员，他们绝不妥任何事情，心胸非常狭隘。你能做的就是躲开这些人和地方远远的。”

在中成功经商因愿退让

郭鹤年在回忆录里说，他能在中国成功经商，主要是因为他愿意退让，但是若你在新加坡或香港经商，则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中国，我愿意顺应潮流，因为我并不期望发财。我想，我在中国经商的主要原因，是要帮助中国，但是，我有我从商多年以来所培训和信赖的价值观，有时我不能妥协。如果他们不愿意合作，我就不能接受。有时候，这些挫折感会让我失望。”

郭鹤年说，中国过去30年是由一批为国为民的领袖所领导，他们希望中国可以发展，人民也要国家繁荣，若与中国领袖相比，今天很少领袖是有爱国精神、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投入建国事业，及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

“我曾经以为，中国领导人误解了儒家思想，或者故意不要向年轻人宣导儒家思想，回避所有宗教信仰，将儒家思想视为是旧中国的思想，毛泽东要人民以共产主义与理想主义取代旧思维，但却在过程中忽略了人性中的野蛮本能。

“谈论人人平等是容易的，但事实上人人并不平等。”

主张重兴儒学灌输道德观

他感叹中国近年来因试验性推展极左共产主义，对社会产生许多负面问题，其中一项就是造成许多年轻人失去了道德观。

“这些人要和你共享财富，但实际上他们却是一穷二白，我曾经告诉中国干部：这不是共产主义，却是彻底的抢劫！你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正在说些什么。”

因此，郭鹤年主张重兴儒家教育，因为儒家教育可以向中国人灌输道德观，重整社会道德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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