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朝野政党的政治博弈，无论在国家体制丶经济发展丶生活指数丶房屋福利的政纲政策都全面展开辩论。然而，政治精英们忽略一项根本，但重要的领域──教育。独立60年後，我国教育素质与资源分配的有效性，均已亮起红灯。

向来，大马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拨款傲视同侪。2018年教育的拨款预算便占总预算案22%，是东盟国家的两倍，甚至比新加坡丶香港丶日本丶韩国高出约60%。随着发展程度提高，我国教育在普及化方面也有了长足进展。譬如，我国的小学入学率，便已经从1970年的84%提升至2013年的97%。而小学至中学的升学率，在2013年也高达97%。

然而，教育的普及化并不意味着教育素质的进步。教育素质崩坏是缓慢丶渐进但难以扭转的进程。

讽刺的是，我国教育领域虽向来享有高拨款，但无论是学生素质丶大学排名丶数理成绩丶就业比例等皆每况愈下。个中原因，与教学体系保守僵化，以及教育资源没得到有效运用大有关系。

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公立教育素质都面对严峻挑战。无论是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成就趋势调查（TIMSS）丶PISA国际评量计划还是本地大专排名，都反映出我国教育素质的低落。譬如，在2015年的TIMSS调查，我国在数学与科学仅分别获得465与471分，邻国新加坡则得621与591分而排名第一；2012年PISA成绩显示，我国有53%的15岁学生无法（有效）阅读；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2015年，为了提高我国PISA国际评量分数，教育部在样本呈现上不专业，最终导致我国没有被列入排名。

我国现有教学体系，放在知识唾手可得的今天，已经保守过时。

在人工智能崛起，网络普及的今天，需着重培养的，已经不是知识的单方面传授，而是持续自学的能力，以及协作丶沟通丶创意与批判性思考等软技能。

许多国家已落实“翻转课堂”，也就是在家通过网络与视频等完成知识学习，在课堂则是与老师学生互动讨论的教学法。反观我国，教学体系还受困在由上而下丶老师缺乏自主教学权丶工厂指令式的僵化体系之中。今时今日，教师薪酬也已大幅提高。拥有大专文凭，执教10年的老师，薪酬可高达5871令吉。若说因薪酬过低而杏坛无人才的话，此说法今天再也无法成立。

政府倾注庞大的资源在教育领域，虽说教育普及，但依然不均等。教育乃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应尽量提供均等机会予不同背景的学生，可实情并非如此。2011年，小六评估考试（UPSR）与大马教育文凭（SPM）成绩最差的20所学校，分别有16所与10所来自沙巴。

在普及教育的背後，我们的孩子依然会因区域（沙巴）丶族群（原住民）与身份（无国籍儿童与难民）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成就。在教育日益商品化，私立学校与补习班林立的今天，我国教育是在贯彻“有教无类”的精神，还是为了有能力消费的人服务？

教育改革的根本，应该回到教师在课室的教学成效。一项全国政策无论怎麽动听，若无法长期贯彻丶监督与评估，徒造成执行空转与资源错置。在传授高阶思维能力（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以及软技能时，更涉及态度丶思维与文化上的变革。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呼声中，我大胆倡议，让师生成为教育改革的主体，其他皆归类为行政事务。芬兰加拿大等教育强国皆是如此，我们又怎能怠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