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书.去年如此(上)

2018-02-12 10:59

黎紫书.去年如此(上)

写作生涯这么艰难,马华人各自撑着自己的独木舟,能抵达的地方能有多远?我的这种小伤怀,换作李永平大概是不会有的,即便与他不相熟,却也知道“马华”一词从来不在他的包袱里。只是我与他之间,若有过交情,我以为正是“马华”牵的线,让我们两代写作人产生过那么一点相惜之情。
(图:龚万辉)

飞行超过二十个小时,加上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九个小时中转,我成功将时间往回拨,让二〇一八年的到来延迟十三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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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扳回来的时间,我把捷克作家Ivan Klima的自传《我的疯狂世纪》下册读完了,因为背包里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作家Ismail Kadare的《破碎的四月》而感到囊中羞涩。有了这十三个小时,手机里许多群发过来的贺年短讯,密度虽高,读来却不至于迫在眉睫。时代不同了,短讯都是动态的,每一则都七彩缤纷,喷发着奔放的欢腾和轻浮的祝福,听无声观之喧哗。而今人的品味都被选择所限,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烟花,以致今年的烟花图案成了一种叫人疲惫的媚俗。

也许因为生在终年高度曝光的热带,我向来对时间的感知度不高,在老家过活,也就少点伤春悲秋。但年底时心理上有个慢钟会自动剔一下,那是个警钟吧?它动一下,脑子便千丝万缕,带动许多的慢镜头重播,让人禁不住回顾,看看过去一年怎样在人和事的影影绰绰中无声走过。时光这物事,几乎就像金钱,花的时候以为有意义,回过头来才明白多属虚耗。于是这几年到了结算的时候,都被“年”这一盘烂账,吓出了一身冷汗。

今年我远走巴尔的摩,遇上异常的极寒天气,但冬日的冷没把时光凝结住,不管我怎么拖延,终于还是在新的一年到来以前,想起了被扫入记忆的厚地毡底下的二〇一七年。其实一整年说不上什么遭遇特别深刻,只是后头几个月接连收到故人的死讯,我这岁数骤闻丧钟,总觉得似远还近,已不能不心惊。

◎李永平

二〇一七是故人之年,先是九月二十二日李永平辞世。那时我在中国大陆的巡回演讲快到尾声,刚抵达潮洲韩山师范学院,在下榻的旅馆休息,为晚上的演讲养神时,接到上海一位文友转发的短信,告知李永平当日下午在淡水病逝。这消息并不惊人,毕竟早听闻他病重,之前还想过大陆行以后要盘算出一个日子来,或是这趟到美国时取道台湾,硬凑个什么时机去淡水探看,其实就是明白时日无多。只是我的想望终究不够殷切,上帝懒得理会,我也不敢抱怨;或者仅凭心志坚定还是不够的,不然李永平病中赶写的《侠女图》,也就不会成为未竟之作。

我平静地把短信读了两遍,再反覆查看发信人身份,确认信息可靠,自然没得再追究了。我与李永平本来就是隔山隔水,还隔着时代的两个写作人,不过是前两年有过数面之缘,说了一些话。尔今他走了,我不觉悲恸,却难免怅惘,像是孩提时观看别人家的孩子放风筝,眼看高空中一个漂亮的大风筝断线而去,视野有缺,心里不免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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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讲座,我给一厅堂的学生介绍马华文学。投影材料翻页到四字辈作家,李永平以黑白照出现。那是我从网上随手抓来的图像,照片中的他年轻倜傥,神色间颇见几分得意,我一时怔忡,其实这样的李永平我是不识得的。我最初见他,那是二〇一五年应《文讯》邀约,到台北与龚万辉、张锦忠和胡金伦谈马华文学,之后在晚餐中见到这位“传说中的人”;《吉陵春秋》与《海东青》的作者。彼时的李永平已是个气血不足的老人,言谈中不少的虚线与顿挫。那些我在花莲东华大学驻校时听来的关于他的林林总总,譬如他开的拉风跑车和怎样的浪子风流,还有他的中英文造诣之高以及当年从事翻译时的神速,此时都已不着痕迹。

“这是一位重量级的留台马华小说家,”我说。“今天下午刚去世了。”

台下满堂大学生都昂起年轻得近乎天真的脸庞,仿佛上百只雏鸟嗷嗷待哺。我从他们的目光与表情解读出来,这里没有人认识马华文学,也没有人听过李永平,更别提黎紫书了。我捎来的“噩秏”不过是邻家院里掉落一张黄叶,知是九秋来了吧,又如何?

那是我第一回到潮州呢,那里与我的祖籍地梅州大埔离得不远,但这不会让我少一点异乡人的感知与孤独。李永平死了,而李永平是谁呢?即便站在那讲台上讲介马华文学,我自己也说不上来这意味着什么。这人大半生定居台湾,去年才少小离乡老大回,与马来西亚,甚至是他的原乡婆罗洲,已是半个世纪的睽违。至于文学,李氏钜作不少,两年前刚得了台湾的国家文艺文学奖,无论文学成就或他的台湾身份都得到了最大的肯定。然而他与在地的马华文坛几乎素无往来,其实读过他的长篇钜作的人也不多,只是大名鼎鼎,无论何时都在我们的小神龛中有他的位置。尔今他走了,留下的七万字是尚未完成的武侠小说,即便他写得呕心沥血,难说能弹拨马华文学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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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台下学生对李氏的死讯反应木然,我忽然悲戚,为李永平,为马华文学,也为自己感到落寞。写作生涯这么艰难,马华人各自撑着自己的独木舟,能抵达的地方能有多远?我的这种小伤怀,换作李永平大概是不会有的,即便与他不相熟,却也知道“马华”一词从来不在他的包袱里。只是我与他之间,若有过交情,我以为正是“马华”牵的线,让我们两代写作人产生过那么一点相惜之情。

二〇一五年五月底与李永平在台北的饭桌上初次碰面以后,翌年我与他在新加坡和吉隆坡又再见面。那是在他终于返乡以后,应邀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担任驻校作家的时期。那年十一月我到新加坡领“南洋华文文学奖”,他是评审之一,颁奖典礼后我们被安排了一场即席对话。对谈的内容并不深刻,我只记得他对我不吝称许,几次说到自己坚持要把奖给我。这些话我是相信的。南洋华文文学奖每两年颁给一人,在我之前得奖的全是新加坡作者,而且都是资深的前辈。我能排众而出,多少是一个不寻常的结果,背后可能有不寻常的人事。李永平在多由新加坡本土作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团中最有威望,想必他的意见有决定性作用。两周后马大中文系与台湾文化光点计划再替我们安排了另一场对谈──李永平亲自点的名,把我唤去一起面对马华读者。

最初收到马大中文系的邀请,我连着拒绝了两回。一是因为我已知道自己将会在新加坡与李氏对谈,因而想把与这位文坛巨人对话交流的机会,留给其他马华作者;二是因为我确知讲座当天,自己将在槟城参与乔治市文学节;真要抽身到吉隆坡出席这活动,虽并非不可能,但行程上肯定非常匆促,甚至会有点狼狈。但主办方来信慇勤,最终打动我,让我觉得为走这一趟而“万死不辞”,是冲着对方捎来这样的话:

李老师万分祈盼能与你在吉隆坡对谈,因为他觉得新马听众是很不一样的。

李老师托我们把话带给你,希望你能接受他的提议。

被如此点名,我怎会不明白这里头有一种提拔的意思?其后在马大中文系讲堂的对谈中,李永平身体抱恙,脸色欠佳,对我却是好话说尽,手捧的《告别的年代》做满记号,给我的评语只有溢美。我并非不知自量的人,以李永平在华文文坛的辈分和地位,这些赞美不让我欢喜反而使我惭愧,只有一再低头掩饰我的困窘。但我心里真的感受到了来自一位长者的深切的美意。想我们并无私交,我这人又孤高自矜,见面时喊他一声“老师”,连我自己都感到别扭,自然无法回报以奉承或至少是更溢于言表的敬重。他自是不必提携我的,而他却没有放过任何鼓舞我的机会,处处为我造势。我未必相信人家真对我有多大的期许,但我由衷感受到他的仁爱和善良,因此心里无尽感激。

几次见到李永平,他在场合中总是上宾,总被人群簇拥,予我便可望不可及。但我心里对这位长辈十分敬爱而不便言表,要到五月底听说他的癌症,我才敢发电邮问候,草草数言,算是聊表关怀。李永平当日回覆,信里这么写:

我因肠胃问题住院,现已出院,正休养中。谢谢你的关心。

吉隆坡对谈,是我一生最痛快、最坦诚的公开讲话。你这个“推手”扮演得出色。我病好后,有机会愿意在台北和你再来一次对谈。

武侠小说正在写作中。这是我一生最后的愿望,绝不放弃。

盼读到你的下一部作品。你是马华文学的希望。

我与李永平的往来唯有如此,说是君子之交,在我,那三言两语里头也不真的淡如水。就他给我写的这唯一的电邮,我看到的不啻一个长辈对一个小辈的俯身给予,也看见两个小说同侪之间的心领神会,还有那始终连系着我与他的──无论我们怎样各走东西,也不管我们离开多久,都无法撇掉的马华血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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