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教授马宣立‧探究真相与正义

2018-02-19 13:37

法医教授马宣立‧探究真相与正义

医学生在大学时期总会经历大体解剖课,那福马林的气味可能许多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医学生在大学时期总会经历大体解剖课,那福马林的气味可能许多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但那时候的解剖主要是为了理解人体构造,且接触的大体很有限,跟法医终日与尸体为伍的情况大不相同。香港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马宣立,当年也是在当上法医之后,才真正开始学习怎样跟尸体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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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宣立来自马来西亚,在香港任职法医13年,现职是港大医学院病理学系临床副教授。他见过各种死状的尸体,面对尸体可以面不改色,但是对于受害人的遭遇和社会的不公,他的恻隐之心则按捺不住。

对任何人都要真诚以待,
但求对得起良心

法医不同于其他专科的医生,在于法医很多时候面对的是已冰冷的遗体,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起死回生。但也正因为死人不会说话,所以需要马宣立这样的法医,来帮他们厘清和说明死亡真相。

马宣立在香港任职法医期间,工作除了验尸之外,还包括替活人验伤,因而接触不少性暴力受害人。因为不忍见到这些受害人背着心理创伤还要忍受社会的歧视眼光,他后来成立一个组织,专门帮助性暴力受害人。

不管死人活人,他都真诚以待,但求对得起良心。

上个月,马宣立代表香港大学回到马来西亚招生,不断有学生和家长只要逮到机会,就围着他询问升学的事。才一个上午,他就已经忙得满头大汗,但也许因为同乡三分亲的缘故,他总是多了一份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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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他的身份是港大医学院病理系临床副教授。在这之前,他其实是一名法医。

1970年代,当他还在吉隆坡圣约翰中学唸书的时候,因为生物课的关系而有了解剖白老鼠和青蛙的经验。“那时候,我还负责帮班上买白老鼠,每当有需要,我就会带着一笼白老鼠到学校。”这情景他如今想起来仍觉得很有趣。

当医生是他从小的志愿,但那时候他还没想过要当法医。

1975年中学毕业以后,马大(UM)录取了他,可惜不是他要的医学系,而是化学工程系。于是,他申请转校,而来到了港大的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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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大求学期间,负责教法医学的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DrOng。Dr Ong讲课非常生动有趣,马宣立上课时常常就坐在最前排,还经常发问。但那时候他还没决定要当法医,直到毕业后到香港卫生署求职,Dr Ong是面试官之一,想起他以前上课时饶有兴致,建议他不如就当法医。

“当时我对法医到底做些什么其实不是很有概念,但心想反正就一份工作,不如先做做看,如果不喜欢就申请调职。”马宣立当时没想到,法医这工作后来一做就做了十多年。

马宣立来自马来西亚,1970年代到香港唸大学,毕业后留在香港当法医。在他十多年的法医生涯中,他除了验尸还要为活人验伤,且需经常出庭作证。

法医也可以发挥社会影响力

初入行时,全香港有两间公众殓房,所有猝死案都需要法医处理。

马宣立虽然医学院毕业,但实际上很多关于法医科的知识是当初学校没有教的,必须靠自己摸索和累积经验。

以解剖来说,他表示:“医学生虽然有解剖的经验,但那时纯粹是找一条血管或找一条神经线,主要是为了明白身体的构造。可是作为法医,你的责任是找出死因。”况且,以前唸书时要等上很久才有机会解剖大体,自然没有办法很熟练。

验尸过程中,所有线索都不能放过,马宣立渐渐摸索出一套SOP(标准作业程序),确保该检查的都要检查,不能有任何遗漏。

找出死因后,他还需要准备报告和上庭,“例如死者如果是被鎗杀,那么子弹到底如何穿过他的心、他的肺,这些都要拍照让法官知道。”

个别死者有个别死因,但有时候如果把很多类似的单一事件摆在一起分析,可能就会嗅出不寻常。

他举例,香港有一段时期常发生涉及老人的交通意外,经调查发现有很多这类案件的老人家,都是被小货车倒退时撞倒。“那时候香港小货车倒退时是没有声音的,经过这类事件后,香港所有小货车倒退时都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警惕行人,而这方法确实有效帮助减少意外。”

由此可见,法医不只可为个别死者讨公道,也可以发挥社会影响力,提醒民众避免悲剧一再地发生。

马宣立(前排右二)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法医顾问组成员,2010年到日内瓦开会。(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立志帮助性暴力受害人

任职法医期间,马宣立的工作行程常常是上午到殓房验尸,下午则到警察总部为活人验伤。尤其七八十年代,香港频频发生黑社会械斗事件,他当时就处理很多这类案件。

他验伤的对象,还包括性暴力受害人和受虐待的儿童。每每处理这类案件时,他心里其实都不好过,不明白为甚么会有人忍心伤害那些无辜弱小的人。尤其如果是涉及儿童的案件,“我其实很不愿意做,但又无法拒绝。”

正职以外,他还协助创办一个叫“风雨兰”的组织,帮助性暴力受害人。

他曾在一次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透露,之所以立志帮助性暴力受害人,缘于一张稚气的脸。“那是个十多岁的初中女生,在家中惨被装修工人性侵犯。9个月后在法庭上再看到她,只见她浓妆艳抹,谈吐粗鲁好多,成绩亦变差,好心痛。”虽然事不关己,但他心里觉得自责,心想当初如果有人辅导受害人、如果制度可以再人性一些,受害人也许就不会变成那样。“这令我反思,不出声的话,是否也是帮凶?”

除了心痛受害人的遭遇,社会对受害人造成的二度伤害,例如责怪受害人咎由自取,也叫他心寒不已。作为验伤的法医,他除了提醒自己要注意自己所说的每句话之外,再来能做的就是写转介信,安排受害人去看性病科、家庭计划等单位。“但是,受害人之后有没有去我不知道,去的话医生怎样对待,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好像很残忍,受害入已经够惨了,还要等转介。”

1988年,他人在英国,发现英国同行在对待性暴力受害人这方面有了改进,例如会更照顾受害人的感受,为受害人提供心理辅导。回到香港后,他打算在体制内推行英国的那一套做法,但得不到认同。

后来他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些志工,大家一拍即合,随即成立了风雨兰这个一站式处理中心,集中提供即时辅导、法医检查、事后避孕、预防治疗、法律资讯等,免除受害人背着心理创伤四处奔波求助。

可惜的是,他说风雨兰虽然成立了十多年,但有些事情因为制度的僵化,至今仍无法100%发挥功能。能怎么办?“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事。”

今年1月在香港大学于吉隆坡的招生活动上,马宣立耐心回答学生与家长关于港大的疑问。马宣立是港大校友,现职港大医学院临床副教授,兼任收生遴选委员会主席。

马宣立亲自来马招生

1995年,他辞去做了13年的法医工作,转向学术界,回到了母校香港大学。

虽然不再是受聘于政府的法医,但有些时候他还是会在受人委托的情况下重出江湖。譬如2009年,有一位叫林宝的尼泊尔人被香港警察开枪射死,死者家属质疑警方开枪的正当性,于是请他对死者遗体再作检查。结果这宗由验尸庭审理的案件,是他有史以来在证人栏待得最久的一次,验尸庭最终裁定警察开枪是合理自卫。

初执教鞭时,适逢港大医学院正在改革,很多事情他需要重新适应,但好在大学的环境自由多了。在大学除了教书,他和团队也做研究,譬如研究犯罪学。

目前在港大,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即收生遴选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大学的招生制度。上个月他回来马来西亚就是因为这个身份,在周六、周日两天内除了主持招生说明会,还要面试学生,然后第二天一早又要回香港工作。

身为收生遴选委员会主席,是否意味申请人的命运由他决定?

他连忙否认:“不不不,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上,最重要是他们必须足够优秀。”

想当年他申请到港大留学时,他还亲自到香港面试;一收到入学通知,他立马回国收拾行李。那时候的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法医,而且会代表港大回马来西亚招生吧。

如今面对那些申请到港大留学的年轻面孔,他尽可能回答每一道问题。学生们那紧张期待的心情,他岂会不了解?

“港大的入学竞争就是那么激烈,你必须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这是他身为过来人,所能给予同乡学子的忠告。

马宣立位于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病理系的办公室。(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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