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丁贤‧正当赚钱,合法致富

2018-03-04 15:51

郑丁贤‧正当赚钱,合法致富

资本主义不只是要赚钱,还鼓励人们勤劳工作,以及节俭和储蓄。他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验证美国的进步富足,就是美国的清教徒放下传统基督教要求全心侍奉上帝,不求物质生活的教条主张;上帝并没有要支配你的生命,而是要你努力工作,追求财富,实现你自己的人生。

一个马来朋友问我:“为什么华人对郭鹤年课题反应那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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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你不认为纳兹里的行为太过份吗?”

“我同意,纳兹里的谈话反映了他自己的低俗,还有他的政治议程。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一个荒诞政客对一个离开大马很久的富商的攻击,为什么会让一般华人产生这么激烈的反应?“我一时愣了。

表面上,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他,郭老德高望重,对社会有功;或者,郭老是华社的典范,崇拜的对象......。

但是,这些都还不足以解释华社汹涌澎拜的愤慨。

结束匆匆谈话,但这个问题却让我思考良久。

我不想重覆事件牵涉的政治操作手段,再争执下去,就愈缺乏意义。但是,往深一层探讨,政治操作之外,这其实更是大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纠结问题,也是马来社会和华人社会的文化差距的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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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没有“郭鹤年自传”,郭鹤年对多数华人而言,应该只是一个神秘而陌生的大富豪;他很少发表谈话,也几乎看不到他出现在公开场合。

而他的商业王国,逐渐淡出大马。谈起郭鹤年,人们想到的,更多是中国和香港。

但是,“郭鹤年自传”的出版,把郭老带回到大马,从回顾历史,来看待现在。

这一段历程,其实就是大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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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的主要转折点,就是郭老回忆他会见前首相胡先翁,希望胡先翁推行绩效制度,落实非种族主义政策。

郭老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进步的经济理念;而尽管胡先翁是一个正直的领袖;然而,他也坦言回覆:“我做不到,因为马来社会无法接受。”胡先翁的答案,就是政治现实。

这段陈述,不仅是郭老本身的挫折,而是华人社会的集体挫折感,而且延续了半个世纪,成为一种深层的情结。

但是,马来社会,特别是统治阶层的精英,他们对郭老的看法却有反差。他们认为,郭老之所以能够成为巨富,在于他也是大马社会经济体制下的受益者,包括曾经获得垄断利益,以及政府提供的好处。

一些友族认为,郭老挟着他在大马赚到的财富,转进香港和中国,乃至全球,成为世界级富豪,难道政府的政策对他没有贡献?

由此延伸,大马其他的华人富商,难道没有得利于政府和政策?

一旦纳兹里攻击郭鹤年,华社感同身受,群起维护郭老当儿,其实是在抒发集体的不满。

到这里,原本和华社距离遥远,相当陌生的巨大郭鹤年,突然和大部份财富相形见绌,地位悬殊的大马华人,紧密的接合成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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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差距。

华人是资本主义的虔诚信徒,正如马来人是伊斯兰的虔诚信徒。

我指的资本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说的那种贪婪,剥削劳工,获取暴利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定义的资本主义。

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靠交易来赚取利润的手段,这不是基于贪婪,而是一种忠于自己,推动社会进步的负责任行为。

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韦伯的意思是,赚钱并不肮脏,相反的,赚钱是正当的,它可以养活自己,让家庭温饱;当多数人都有钱赚,就带动经济发展,创造集体的社会财富。

他还认为,资本主义不只是要赚钱,还鼓励人们勤劳工作,以及节俭和储蓄。他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验证美国的进步富足,就是美国的清教徒放下传统基督教要求全心侍奉上帝,不求物质生活的教条主张;上帝并没有要支配你的生命,而是要你努力工作,追求财富,实现你自己的人生。

还有,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发达,除了需要先进的生产技术之外,更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公正的行政系统作为基础。

这一套有伦理基础的资本主义,代替了传统宗教信仰,成为美国和欧洲人的价值观,也成就了欧美的现代文明。

美国人的“美国梦”,就是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精神,凭着自己的努力,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奋斗,必定可以成就人生。如今看来,中国的突飞猛进,肯定不是因为共产主义,也不像是模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韦伯论述的资本主义。

正当赚钱,合法致富,成为华人世界的价值观,也是华人的信仰。大马的华人也是如此。

而大马华人信仰资本主义,希望可以正当赚钱,合法致富,郭鹤年就是一个榜样。大家期望的是一个法治社会,公平的环境,以便人们可以借着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马来西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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