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侨(出走篇):远渡重洋听你说

2018-04-18 08:40

归侨(出走篇):远渡重洋听你说

这份画报,很多归侨都看过,全彩印刷、图文并茂,那时他们看到的《中国画报》,多数是由中国的亲戚,或者比他们更早到中国求学的兄姐寄回来,让他们流通传阅。
余居安记得,16岁那年他要回到中国不仅是为了能上免费学校,也是为了逃过英殖民政府征兵,“我们怕当兵啊。”他老实的说出自己不愿做的事。(图:星洲日报)

有一份画报,影响了许许多多的马来亚青年自组“进步学习组”、自称“进步学生”、传阅各种进步书籍刊物,最后决定奔赴中国留学的,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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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画报,很多归侨都看过,全彩印刷、图文并茂,那时他们看到的《中国画报》,多数是由中国的亲戚,或者比他们更早到中国求学的兄姐寄回来,让他们流通传阅。中国的锦锈河山、人文节庆、传统文化、风土人情,都以大量图片生动美丽的呈现给海外华人,把他们带进美好的中国视像里,无比新奇又非常具吸引力。

这份隶属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画报,当时只卖10元人民币,发行范围覆蓋各国驻华使领馆、新闻机构、商社,香港和澳门及欧美、澳洲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到访联合国机构内的客人,在等候室里也可以随手拿起一份来翻阅。

徐玉娇读过、李晓峰读过、余居安读过、王光明读过、杜德炎也读过、好多归侨都读过这份画报,“我们是中国人嘛,不会忘根的。”杜德炎这么说。

这些在启蒙教育阶段读过《中国画报》,接触过宣传中国美好刊物的年轻人,给自己取个雅号,叫“进步学生”;几个志同道合的学生一起组成“进步小组”来分享“进步刊物”,向往那个可以让他受免费教育、发挥才能、年轻不留白的中国。于是,他们有的编个谎言瞒过母亲、有的对父母做思想教育、有的获笔友集资赞助、有的坐上几天几夜的船、有的参加垦荒,用尽方法也要回到中国去,接受那还给零用钱的免费教育。

当年坐言起行、毅然决然前往中国的青年男女,今天就坐在你面前,说起那些离开马来亚的往事,是那么的云淡风轻。他们或许曾在离家时回头看了一眼,或许曾在船只离岸前流下不舍的眼泪。

余居安的故事
何日君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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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那年,余居安走出了砂拉越石角;1954年的石角,每天只有一班巴士往返古晋,错过了就得坐船,路程不过6公里,却是挺麻烦的。出走前,他曾在石角中华公学上学,记得梁校长对他很好,每天放学后就去河里嬉水“洗澡”,更记得老家经常发生水灾,家产一直被冲掉,在他心里种下了“治水”的念头。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古晋听到这个消息,复从《中国画报》得知许多关于新中国的利好消息,“觉得很新鲜,在中国读书不用钱、年纪大的不读书也可以参加工作,就很想去啊!”

50年代的砂拉越,潜藏着一股思变力量,像余居安的“进步学校”,纷纷成立“青年社”加入学潮,上街游行、讲座、派传单,反对英国殖民,要求放行他们到中国留学。“英国不同意,就镇压啊,结果死了好几位同学,学潮就变得更厉害了。”

那时,偷偷出境的青年是这样离开砂州的:从古晋走路到山口洋,转搭车子到坤甸,再乘船到雅加达。余居安没有从大马走路到印尼,他是在1954年和二十多位“进步同学”坐了一日一夜的船,从古晋到新加坡,一上岸就遇到了警察,被带到码头仓库关起来,也没告诉他们为何被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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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居安是幸运的归侨,曾参与政协委员,1998年时还当过第9届全国人大代表。

16岁的他,要回到中国不仅是为了能上免费学校,也是为了逃过英殖民政府征兵,“我们怕当兵啊。”他老实的说出自己不愿做的事,被英政府征去当兵的,不管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都被推到前线去对付华人居多的马共游击队。“我们被关进仓库里,早上关到晚上,就是不管你。同学们在吵在闹,大大声唱歌,直到傍晚才同意带我们去旅馆,就在那里又待了3天,等待从雅加达开来的船,航行5天5夜才到深圳。那时的深圳是个渔村,船靠岸后只看见几间茅草屋,我们从那里经罗湖桥过境,就这样回到了中国。”

他记得,那艘从雅加达出发的轮船叫“芝万谊号”,属荷兰公司所有。在罗湖口关卡,他带去的行李家当,还有一架脚踏车都获放行,唯独一本歌本被一名女解放军拦下。

“那位女同志客客气气的说:这歌本不可以进来,因为有很多禁歌啊,像是〈何日君再来〉。”刚成立的新中国犹舔著抗日时的创伤,来自台湾的作曲家刘雪庵的歌曲原本是抗日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讲述一名爱上须到前线打仗男孩的女孩,款款情深的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当年被李香兰唱红了,新中国政府认定她是汉奸,“何日君再来”的“君”一定是日本人没错,就连邓丽君后来在台湾演唱时,也被台湾新闻局质问“你这个‘君’指的是谁啊?是不是共产党?”也把这首歌给禁了。

余居安的歌本,因〈何日君再来〉是禁歌而被没收丢弃,要他专心向学。中国政府真的厚待这些归侨,安排他们住在广州招待所,到华侨补校上课,古晋来的同学一并安排到上海朝阳中学就读,那时他已经18岁了,才读初中二,两年后以“三好学生”优秀成绩保送上高中,尔后到武汉电力学院深造,毕业后适逢文革爆发,被安排到昆明水电设计院,从工资与阶级最低的实习生做起,直到退休前是高级工程师。

余居安老家常发生水灾,家产一直被冲掉,在他心里种下了“治水”的念头,让他毅然回到中国学习水电设计。岁月弹指间飞逝,老家依然被水灾困扰,“现在退休了,年纪大了,想做也做不来。”

“中国政府相当关照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文革时也没有吃过甚么苦头。改革开放后,我们归侨成立‘云南省归国华侨联谊会’,我也参与了政协委员,1998年时还当过第9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幸运的归侨,那年大饥荒,他还在念书,石角的家人寄来一些钱补贴,100令吉可以换得300人民币,实行配给制的学校会给他补贴糖票、布票、粮票、肉票,还有让人羡慕到不行的侨汇券,对他们确实照顾有加。

除了以上响亮亮的职位,余居安也是现任云南省侨联─新加坡、马来西亚归侨侨眷联谊会副理事长。他有一个心愿,但年纪大了也就有心无力了。他记得老家经常淹水,原本想用在中国学习到的治水知识,为家乡做点事,那是在离开40年后,在1993年才第一次回到的石角老家,依然被水灾困扰,“现在退休了,年纪大了,想做也做不来。”

鍾锦泉的故事
第二故乡

“马来西亚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啊!”鍾锦泉一说完,“哇”一下就放声大哭,那是在异乡见到同乡人时的真情流露,是可以共同回忆蕉风椰雨、追溯那些美好时光的激动。

“马来西亚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啊!”鍾锦泉一说完,“哇”一下就放声大哭。那是在异乡见到同乡人时的真情流露,是可以共同回忆蕉风椰雨、追溯那些美好时光的激动。

中秋后的昆明,一阵雨就降温,仿彿进入初冬般,虽不至冷风刺骨,若不穿上羽绒外套还是会着凉的。午后的阳光斜斜洒在行人道上,鍾锦泉站在昆明理工大学莲华校区大门旁梧桐树阴下等着我们,一身轻装,腰杆挺得直直的,表情是不怒而威的教师威仪。

校区里有安静的社区,6层楼高的公寓外观整洁,刚煮过午饭的主妇趁难得的午后太阳,到露台上晾晒被单,盆栽的九重葛喷出一树红花。一个单位传来母亲斥骂声、一个单位有老人在咳嗽、一个单位扬起钢琴声,鍾锦泉挺直著腰杆走向更安静的社区后方,小斜坡和6层楼高的梯级,对他来说是如履平地,反累得我们气喘吁吁。

他是昆明理工大学的体育教师,曾任大学的侨联联络委员,文革时曾当过侨联负责人。那年,祖父母不要他被英殖民政府征兵,安排他离开马来亚,到广州去投奔因参加马共而被驱逐出境的姑妈,临走时给了他一枚金戒指。

“被征兵后都是去打马共游击队,他们就是要华人打华人,但又很难不被征兵,所以就逃了出来。”从甲洞七条石的木板屋,他和叶仕林、宋琴先、叶继雄包车连夜到新加坡,坐上一艘万吨荷兰船“安顺号”到广州码头。为逃兵役而出走的路不好走,他先后在新加坡和香港滞留一段时间,为了应付日常开销,不得已当掉了金戒指,那是对祖父母的思念凭借,为了吃饭,他当掉了。

在广州见到了姑妈,给了她一个手表当生活费,那时的中国已落实户籍制并实施配给制,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口吃饭,然而中国政府对海外归侨相当优待,不仅给免费教育,还能让只有小学程度的钟锦泉到广州与哈尔滨完成初中和高中,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不仅学杂费全免,每个月还有几块钱的零用钱。

毕业后,他获分配到云南昆明理工大学体育教研室当助教,1966年迎娶了周丽华为妻,育有1男1女,直到二十多年前退休时当上了副教授,“中国政府对我们很照顾,每月有6000元养老金。”

他是幸运的归侨,从住满客家人的甲洞七条石,到“春城无处不飞花”的昆明,他记得在日据时吃了3年8个月的红薯木薯,记得日军如何逼害残杀华人,在回到中国读书、就业、乃至文革时,他没吃多大的苦头,唯每次想起大马,思乡情绪就很难控制,毕竟他在这里生活了17年。

周丽华(左起)及钟锦泉住在没有电梯的6楼组屋,每日上下楼梯便是最好的运动,他们端出各种水果来招待同乡,回忆的是大马独有的美食美味。

“1977年,我第一次回到马来西亚,见了妈妈最后一次,过后她就不在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允许马中两国人民互访后,才能让他见上思念多时的家人。

“离开二十多年,马来西亚有很大的变化,都快认不出来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不改的只有乡音,很多人事物都悄悄改变,确实会让人未语泪先流。

“70年代的马来西亚,比中国好很多,路铺得很好、街道都很干净,老百姓素质高啊。”他陆续回来3次,其中一次是出席父亲丧礼,留在大马的9个弟妹住在甲洞、沙登、蕉赖、大城堡,这些雪隆地名,他都记得。

周丽华陪丈夫回马探亲多次,同样对大马有非常正面评价。她记得盛产海鲜的马来西亚,各种海产都很肥美,“螃蟹好大,还有鱼啊虾啊都很大,非常好吃,吃螃蟹还得用上小锤子和砧板呢!”说起南洋美味,两夫妻是很享受的,那一次次的探亲行程也是美食之旅,他们啖遍大马美食,记得那肥美的海鲜、多汁的热带水果、辛香的咖哩鱼头、暖身的肉骨茶、集众香于一碟的椰浆饭。那是广州、哈尔滨、昆明都吃不到的,舌尖上的乡愁。

我们何其有幸,能日日吃到归侨们日思夜想的,大马美食。

杜德炎的故事
医生去劳改

杜德炎:泗里街的菠萝可好吃啊! 那年回去时,躺在床上睡觉时,半夜还可以听到榴梿掉下来的声音。

50年代的归侨潮,有几个相同之处:都是受《中国画报》江山无限好的描绘所召、向往那没有贫穷又有免费教育的中国;都是坐上轮船经水路到中国;都是费尽唇舌说服了父母,却没想到是生离死别,回来时只能到父母坟前上香磕头。

杜德炎也是“进步学生”,来自泗里街,祖籍闽清,家里穷苦,每天上学前得在清晨4时摸黑起床,先去割胶、种胡椒后才到泗光小学。尔后在华侨中学也一样,每日得起早贪黑,心里直想着,甚么时候才能不必那么辛苦?

“那时真的很向往中国,看报纸有很多爱国人士的报道,我们也读过中国来的画报和书籍,组成学习队,并与诗巫和古晋志同道合的学生来往。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不会忘本。”1935年出生于砂拉越的他,父辈祖辈都对那一代的子女耳提面命:你们是中国人,你们的祖国是中国。

19岁那年,他走出了泗里街,到新加坡等候从印尼开来的“芝丽华”

轮船,航行4天后到香港上岸。新中国非常重视归侨,派车子到罗湖口把他们接到广州石牌华侨补校(现在的暨南大学),复到南京接受中学教育,毕业后分到南京化工专科学校学习化工,但他对化工不感兴趣,后来才转校去南京铁道医学院学医5年。

“1964年,文革来了,我原本是分配到昆明铁路中央医院服务的,那时也被安排去下乡劳改,参加四清工作。”他不太愿意回溯这段历史,轻描淡写一番,也许太痛太委屈了,也许是真的给忘了。“60年代,国家很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还不错,政府确实特别照顾我们归侨,所以我得在工作上好好报答国家的栽培与养育之恩。”他谨慎的这么说。

因为他是专业的放射科医生,医院干部也没针对他批斗他,2年后就擢升为副主任,后成为主任,工作了28年,近来才提早5年退休。

“我敢说,如果在大马,肯定没有这样好的退休生活。”杜德炎与同样是医生的太太李深每月可支领可观的退休金,吃用有余还能去旅行,“日子是越过越好了,国家发展很快,以前现在都有得逐年加薪,真的很好了。”

19岁离家,56岁才有机会回来,他知道“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沧然与寂寥,“父母都不在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本来的家,那个没水没电、在泗里街郊外的老家不复在,他的哥哥与姐姐搬到市区,一个有水电有煤气供应的现代住家,“大马的发展还算可以,但比起(中国)国内发展,还是慢很多了。”

今天的杜德炎在昆明过著悠闲的退休生活,若不是记者远道来访,或许就不会想起那些曾在泗里街啖过的南洋美味。他很爱吃热带水果,榴梿、芒果、香蕉、红毛丹、尖不辣、如数家珍。“泗里街的菠萝(黄梨)可好吃啊!”那年回去时,躺在床上睡觉时,半夜还可以听到榴梿掉下来的声音。他可吃了不少,赶上了榴梿成熟时。

他还记得泗里街的光饼、一种用椰浆和糯米包起来烧烤的panggang糕,这些那些,昆明吃不到的,纵使离家再多年,也会牢牢记住,那属于南洋风味的好味道。

王光明的故事
会哭的树

从民丹莪到西双版纳,从皮肤科医生到致公党员,王光明和无数的马来亚青年,为了抗战、为了深造、为了报效祖国,义无反顾卷入了大时代的颠沛流离。

60年来,往返昆明与民丹莪三十多回,平均2年回家一次的王光明,确实比许许多多归侨更幸运。那天冬雨霪绵正清冷,刚动过手术治疗前列腺癌的王光明拄著拐杖现身,说他从民丹莪到西双版纳去垦荒种橡胶的故事。

橡胶树,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雨林深处,印弟安人偶然向树身砍了一刀,发现会流出白色汁液,称它为“会哭的树”,但他们还不知道那像眼泪的白色树汁,原来是具高经济效益的橡胶。

中国在建国前一年,成功在西双版纳种植了橡胶树,对当时被国际社会抵制的中国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橡胶有价。

于是中国政府大力号召有志之士到西双版纳去种橡胶,王光明算是赶上了这股热潮,从民丹莪走到澜沧江旁的林地,和无数热血青年一起培植橡胶树。橡胶是热带雨林的植物,西双版纳橡胶林多在山地上,为了在山坡上种植橡胶林,胶农一般先将坡地修平开垦为台地再种植,即所谓的台地种植。

王光明不太记得种橡胶的日子,但他记得自己的年轻与热情给他换来一枚劳动奖牌,表扬他爱国报国。对他而言,国家,指的是罗湖口以北的地方,他在1957年3月从民丹莪坐小船去泗里街,再换大船到新加坡,航行6日6夜才到香港,过了罗湖口再转搭火车到深圳。

从满腔热血投入种橡胶树,尔后被召回分配到昆明医师学校深造,中国栽培他成为云南省卫生预防机控中心皮肤科副主任,给他安身立命,成家立业,和上海知青林晓薇结婚育子。他不敢想像自己留在民丹莪,究竟能不能拥有今天这一切。

王光明是幸运的,老母亲在2009年以98岁高龄逝世后,他都选择在清明节时回来,和家人在泗里街团聚。他是医生、云南省新马归侨联谊会副会长、也是南侨机工组织顾问,1986年时加入致公党(相等于华侨党),认识许多也是党员的大马归侨,老朋友的名字都能随手拈来,仿彿昨天才热情的见过面吃过饭,感情非常好,“多认识几位归侨,大家联络一下,也是好的。”

致公党始创于1925年,前身是美国的洪门致公堂,招收党员有4大规定:要有海外关系、没有政治问题、属中高级以上的知识分子、本身或子女在海外是有名声有地位的归侨,才有资格提出申请。

身为致公党员,王光明有一定的荣誉感。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还有7个民族支持党,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若能以归侨身份加入,意味你是有良好海外关系的中高阶级人士,与其它2万名党员共同维护归侨权益,“党总部就设在翠湖边,党的性质和侨联差不多,都是维护归侨利益的。”因此,他曾为与他一样身份,却在文革10年里没他幸运,遭逼害、陷害、批斗等冤假错案的归侨讨公道。

从民丹莪到西双版纳,从皮肤科医生到致公党员,王光明和无数的马来亚青年为了抗战、深造、报效祖国,义无反顾卷入了大时代的颠沛流离。时光递嬗,你问他们后悔过吗?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徐玉娇的故事
忠孝两难全

老一辈吉打人都有印象,“同春堂”药行老板娘有位去中国读书的女儿,就是徐玉娇。“我没有后悔回来中国,也不是后悔没有跟妈妈坦白一切,但回来后就真的回不去了,这个让我很内疚,忠孝两难全啊。”

当你还在赖床不肯早起去上学、嫌弃学校课业太繁重老师都很讨厌、常常逃课考试又不及格时,我要跟你说说,徐玉娇为了升学,向笔友借钱、瞒骗母亲回到中国的故事。

为了上学、为了心中的理想,五十多年来没回过亚罗士打老家、自嘲是“吉打牛”的徐玉娇缓缓忆起离家那一刻,眼眶闪过泪光。她想起为了不让妈妈到码头相送,深怕自己一个不舍就留下来,于是瞒骗母亲,说是到新加坡上船,而非离家不远的槟城,那年是1957年3月8日,她才20岁,这一别就是五十多年。

“确实,很内疚,没有好好的跟妈妈道别。1985年,我们在新加坡重聚,那时我才知道,妈妈曾对我的姐姐说:早知道这个女儿能这样舍得家人,我是不会阻挠她的。”老一辈吉打人都有印象,“同春堂”药行老板娘有位去中国读书的女儿,就是她了。

“我没有后悔回来中国,也不是后悔没有跟妈妈坦白一切,但回来后就真的回不去马来亚了,这个让我很内疚,忠孝两难全啊。”她叹了一口气,“现在我信仰佛教,百善孝为先,我现在可以说,自己是不孝的。”

徐玉娇的懊悔,在午夜梦回里一遍遍的说给自己听。说起自己的回国历程,她是槟城韩江中学第一届男女混合招生的学生,毕业后到铅县小学教书,筹募回到中国的经费。那时的她已在密谋到中国求学的计划,也获得同学与笔友赞助,唯独瞒着家里。

“记得亚罗士打有间马华书店,是间‘进步书店’,有一位同学的叔叔在那里卖书,表面上是卖书,实际上是在进行所谓左派的活动。其实,我在初中时就已经和家人谈过回去中国升学的念头,但家人都不同意,所以我只能靠自己,靠同学笔友的赞助。”

最终,她带着马来亚钱币25元,踏上漫长的归侨路。那时一杯咖啡不过5分钱,一起上船的还有好朋友徐秀英。她们从槟城码头登上一艘很小的船,经新加坡、广州黄浦港,后被安排到华侨补校(现为暨南大学),1963年在昆明大学毕业,获分派到河北一县城教英文。

很快的,文革浪潮席卷整个中国,学校关了,年轻的英文老师失业了。她既是归侨(有特务之嫌),又是教师,还会英文,换作旁人早就被打成嫌疑分子,天天红卫兵捉走上街游行批斗,但徐玉娇逃过了这一切。

“他们没有动我,我甚么派都不参加,是逍遥派,哈哈!”

一派云淡风轻,她记得一些斗红了眼的红卫兵要来抄她的家,有学生立即阻止,“他们说:干嘛要抄徐老师的家?她是爱国华侨啊!哈哈,可见学生是很喜欢我的。”

原来,她从不打骂学生,河北农村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偶尔有几个顽皮学生在课室捣蛋,她的应对方式是立即安静不讲课,再对顽皮学生晓以大义:一个班有几十个同学,你们这些吵闹的,不要影响其他要听课的,于是他们就安静了。

从不打骂学生的徐玉娇,让她在最恐怖的文革10年里,毫发无损。

离家的五十多年,每每乡愁泛起时,她会和好朋友李晓峰、王光明等聚在一起,用平日收得密实的大马腔,说只有大马人才听得懂的话;聚在一起时就煮laksa、tomyam、rendang,印尼来的好友也会做辣虾糯米卷,直到90年代返马时,吃得最多的,还是小时在北马的口味。

“很好吃啊,马来西亚的娘惹糕、曼煎糕、炒粿条、豆沙饼、榴梿,好吃得不得了。那次我们在新加坡和家人团聚,带了好多包咖哩即煮料,却被中国海关没收掉,理由是味道太重了,真是讨厌!”

李晓峰的故事
华侨要不要?不要

“现在日子好多了。”李晓峰一直重复这句话,记者随口念了“回首向来萧瑟处”,他跟着念“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苏东坡的词,确实如此。”

很多归侨都是看了“进步书籍”而千方百计回到中国,李晓峰也一样,他当年不只从《中国报》任记者的朋友罗英伟处借来不少“进步书籍”,更实际加入劳工党,后在安邦组织了人民党,当上了主席,工作也不要了,全情投入政治活动,当上了“社会主义联合阵线”分部秘书,结果被警察盯上,不得不出走新加坡,最终回到中国,“就只想跟着共产党走,”他说。

李晓峰是吉隆坡新街场人,出生于1938年,曾在圣公学校、光汉学校及尊孔中学读书,却在初二时因丢了脚车,无法上学而辍学,到巴生当学徒,认识了劳工党的妇女组主席陈秀英。

因为活跃于政党活动,李晓峰不得不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远走他乡,离开时全副家当就只得2套衣服和一台日本雅西卡相机。他记得一回到中国便获得善待,过了招生期仍为他及其他归侨组织高考,他就凭一篇“归国感想”

获党委领导赞赏,安排到昆明师范学院深造,铺陈他日后的教学路。

当年录取时,全班有120同学,4年后只有90人毕业,“很难读啊,不容易的。1964年毕业后,我到昆明华侨补校当老师,同样教导从南洋回来的归侨,翌年搞四清运动,我去华侨农场的农业中学当校长,一做就做了18年。”当致公党在1984年于昆明成立时,他被委为副秘书长,有了身份,从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务处长,到人民政府参事师副主任(相当于副厅级干部),他一路扶摇,直到2001年退休。

回想在归国后的艰难时刻,他记得“归侨”这个身份让他们在文革10年里吃尽苦头。相比起文革前,中国政府对归侨的百般照顾,制定政策要“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就算是国难期间,他们依然不缺生活食品用品,“人家没有的我们有,因为我们有侨汇券,可以买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如米啊肉啊……”

“四人帮的江青怀疑我们这些归侨是特务啊,说我们有海外关系,那时运动来到海南,我在兴隆华侨农场当校长,就说我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拿我去开批斗大会,骂我四眼狗,踢我,都是左派的人做的。”

对他的不信任,是让李晓峰最难过的事。“记得有一次,部队里来了两个兵,说要来拉兵,要找校长推荐。他们说,要成份好的,那时的贫下中农是最吃香的,归国华侨要吗?他们说最好不要,证明他们歧视我们华侨。”

他说现在政治环境都好了,他们也挺了过来,要像过去那样,还真是让人活不下去,“政治上有歧视有不信任,你就甚么都做不来了。”

“现在日子好多了。”他一直重复这句话,我随口念了“回首向来萧瑟处”,他跟着念“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苏东坡的词,确实如此。”

陈柏峰的故事
波罗蜜用闻,舍不得吃

陈柏峰: 大马的食物真香啊, 那些榴连啊、波罗蜜啊,香得不得了,人家送的我都舍不得吃, 用闻来过瘾,没吃过那么香的水果。

来自新加坡的陈柏峰,与李晓峰是好朋友,两人的名字都有个“峰”字,预兆着人生里攀至的高峰。退休前,他当了7年的昆明市图书馆馆长,是昆明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五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还有很多市级省级的领导职位,都曾写下了陈柏峰的名字。

他是在1947年9月回到福建龙岩念书,更早之前他随父亲到印尼做小生意,1945年转到新加坡念南安小学,读了两年后就回来了,举凡归侨都记得自己回来时乘坐的船号,他坐的是“万福士”商客两用船,从新加坡到香港再到厦门。

和其他归侨差不多一样,陈柏峰备受中国政府善待,一路读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档案专业系,毕业后选择到昆明工作,就这样扶摇直上,落地生根,对新加坡没有太多回忆,“少年嘛,不太会怀旧,没有甚么特别深刻的印象。”

因是念历史档案系的,陈柏峰在文革10年里成了记录员,两边都需要他的文字,因此没有批斗他,平安的过去了。他自嘲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归侨。

就这样一路做到退休,1992年起与来自大马的夫人张秋月到大马探视,反而让他印象深刻,“大马的食物真香啊,那些榴梿啊、波罗蜜啊,香得不得了,人家送的我都舍不得吃,用闻来过瘾,没吃过那么香的水果。”

对于坚苦的过去,他没有多说,日子的苦涩都不比记忆里的波罗蜜来得香。

“中国政府待我很好,给了我很大的荣誉。”他一边数着历年来获得的无数奖项,脸上尽是自豪与光荣,昆明市政府评选他为“昆明市劳动模范”,给他“昆明市优秀人才奖”,为归国华侨争了不少光荣。

黄新华的故事
逃了9年

黄新华从1941年起便一直在逃难的路上,直到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他在维多利亚港里看到香港岛上的“华商报”大楼上飘着五星红旗,生活才得以安定,一如其名:重新在华人祖国展开生活。

身为老国民党员黄亮的儿子,黄新华从1941年起便一直在逃难的路上,直到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他在维多利亚港看到香港岛上的“华商报”大楼上飘着五星红旗,生活才得以安定,一如其名:重新在华人祖国展开生活。

没经历颠沛流离逃亡生活的,很难明白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对黄新华有多么特殊的意义。

逃难的日子与路程,从英殖民政府逮捕并驱逐父亲说起。黄新华是槟城人,祖籍福建南安,抗战期间父亲黄亮积极组织北马青年加入机工队,筹办各种筹款活动,让英政府很不是味道,1941年遭到逮捕后就驱逐到中国重庆。那时战火已经蔓延至上海,槟城各种支援抗战情绪热火朝天,筹款活动如火如荼。

“记得有个武汉合唱团到大马来演出筹款,唱爱国歌,结果到槟城献唱时,武汉就沦陷了,他们回不去了,只好去重庆避一避。同年10月,眼见太平洋战争无法避免了,父亲写信来叫我们离开马来亚到仰光,从那里沿着滇缅公路到昆明去,他会在那里等我们。”

一家人好不容易在昆明会合了,日军的飞机却随之到来轰炸,他们就逃去畹町,住在茅草屋等待相熟的南侨机工载他们逃难。日军疯狂轰炸,每次飞机一过一定有人死伤,车子翻进深谷,爆炸声四下响起,血肉横飞尸首残缺不全。十多岁的黄新华经历很多现在小孩不曾经历过,也无法想像的战乱,那天惠通桥被炸断了,他是困在怒江两岸长长车龙里的其中一员。

“在滇缅公路上逃难的华侨,过程非常惨烈,反正能跑得回来就是万幸了。翌年5月,我们从昆明去重庆,住在金刚碑的迁建区。”他在那里念小学,后随父亲到昆明从事运输,尔后选择到南安探亲,一住就是2年。

1948年,他们是这样回到槟城的:从南安到香港,用难民身份上船去新加坡,一路经海口、西贡,再从新加坡坐“夜邮车”到吉隆坡,再转火车才回到大山脚。父亲回到了槟城,在《现代日报》当主笔,以为从此就安定下来,却没想到安定日子只有一年不到的光景,翌年即被英国视为左派,父亲就带着他再次展开漫长的归国路。

“这一次我们自己买船票,还是到新加坡上船。记得那天是10月5日,船一进维港我们就看到五星红旗高高挂在‘华商报’大楼上,新中国成立了!”

这次回来,就这样定了下来。他被安排到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的外语专修学校读印尼文,尔后调去北京大学继续学位,毕业后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现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专司将印尼文译成中文,1961年到云南,退休前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退休后曾驻吉隆坡开办“云南─吉隆坡公司”并出任首席执行员,对大马熟悉一如平日里往来的朋友。过去的日子他还记着,如今在昆明小区里颐养天年,一如许许多多当年马来亚的归侨青年,对今日的大马多的是一份乡土思念,一份回忆里的美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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