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周年,我们为何而纪念?

2018-05-12 16:19

汶川地震十周年,我们为何而纪念?

灾难是一堵墙,分离了生者与死者,割裂了废墟与繁荣。从灾难中复原,是政府的责任,谈不上“皇恩浩荡”。即使生者在复原的过程中获得了恩惠,这在墙的另一面的逝者看来可能也是面目狰狞的。笔者不反对人们对施救者常怀感恩之心,但这只是灾难的副产品,我们不应该为了感恩而纪念。

没有谁忍心把灾难写成史诗。在灾难面前,缺少了同情和眼泪,即使是纪实文学也不过是一堆孤零零的数字和没有灵性的语言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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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对灾难之后种种魔幻的现实,任何文字都可能显得无力。据新华社报道,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汶川县将5月12日确立为汶川“感恩日”。看到这条消息,笔者一时语塞。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中,正在读中学的男二号在父亲意外去世当晚与同学寻欢做爱的情节都让观众觉得荒诞,而中国“灾难片”的“导演”们还要我们脑补在至亲的坟墓前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情景。抱歉,笔者的脑洞实在跟不上。

灾难是一堵墙,分离了生者与死者,割裂了废墟与繁荣。从灾难中复原,是政府的责任,谈不上“皇恩浩荡”。即使生者在复原的过程中获得了恩惠,这在墙的另一面的逝者看来可能也是面目狰狞的。笔者不反对人们对施救者常怀感恩之心,但这只是灾难的副产品,我们不应该为了感恩而纪念。秉持着对逝者的哀悼和对失去亲人的灾民的同情,笔者想谈一谈,汶川地震十周年,我们究竟为何而纪念。

为了逝去的纪念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这样一句透着无奈的修辞,给了许多震后幸存者继续生活的勇气。灾难后的人们总要学会自救,这也是人们仍然记得当年地震时“最美舞者”这样热爱生活的人的原因。

然而,灾难之后的我们如果只记住了“猪坚强”、“范跑跑”、“可乐男孩”这些快被娱乐化的名词,这样的纪念只能是失败的。当我们对逝者不再产生悲痛的敏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失去了历史的厚重,只剩下毫无内涵的轻佻;无论在听《感恩的心》时流下了多少泪水,充其量也不过是灵魂的假唱。

北岛曾写过两首诗,纪念文革中惨遭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其中一句是:“谁愿意做陨石,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生者的幸运并非天经地义,逝者的不幸亦非命中注定——试想:如果震区教学楼的砖体和校长办公楼的砖体一样坚固,当年逝去的小学生们现在应该在大学校园里,和无数赤诚学子一同忧虑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如果他们再多一点上苍的眷顾,砸在他们头上的也许就是敲开科学之门的苹果,而非烂砖瓦砾这些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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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待逝者的态度往往是厚此薄彼的。不论是民间的文学作品,还是官方的纪念活动,都常常对战争的遇难者致以更深的同情,而对其他灾难的逝者缺少关注。人们都知道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但又有多少人关注过“三年困难时期”死于饥荒的灾民呢?两相比较,我们也很难说来自外族的屠戮一定比来自内部制度的屠戮要惨烈。一种解释是,战争的遇难者死于民族大义,更大规模的纪念能够增强我们的民族认同。但在强调单一身份认同的国家,过度的民族认同很有可能会播撒民族仇恨的种子,无助于和解,更无助于和平。由此看来,今天的我们如果能够以悼念南京大屠杀遇害者同样份量的哀痛去悼念汶川地震的遇难者,才有可能回归对人本身的尊重。

抛开“生者为大”还是“死者为大”的争论,抛开几分天灾、几分人祸的数字游戏,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为了所有那些曾经鲜活、而今逝去的面孔,我们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

为了忘却的纪念

笔者相信,集体失忆的极端情形只能出现在《1984》里。在网络时代,再微小的命运也能被一部份人记住。曾获2009年奥斯卡“纪录短片”奖提名的《劫后天府泪纵横》就记录了这样一群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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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的主角是绵竹市富新镇第二小学学生的家长们。据当年《南方周末》的报道,富新二小的教学楼在地震发生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猝然坍塌,也带走了127个“祖国的花朵”。这些家长发现,已经成为废墟的教学楼附近没有一座房子倒塌,甚至是上世纪60年代的房屋都安然地立在那里。这就引发了家长们对自己的孩子究竟死于天灾还是人祸的质疑。他们流泪、上访,质疑施救速度,质疑工程质量,质疑政府监管,一定要为逝去的孩子“讨个说法”。官方的调查结果并没有给沉浸在悲痛中的家长们带去一点希望——不存在豆腐渣工程,先前为家长们发声的媒体也不再追问,每个死去孩子的家庭得到了6万元的救济金。在过去的十年里,官方没有公布任何详细的调查情况,也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因汶川地震倒塌建筑的质量问题被问责,所有可能的罪恶都淹没在灾后重建的洪流之中。

纪录片没有来得及记录的故事则又是读者们熟知的“中国式”剧情了——上访、截访,起诉、驳回。北大的林校长不是说“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吗?从另一个角度看,林校长不过是道出了当下中国悲哀的现实。

这些事实,也许不为大多数读者所熟知,了解过的人却很难忘却。汶川地震期间,还有一些事,如果被人们记起,可能多是出于“怀旧”。

利用在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的机会,我们还是应该更多地记住那些忘却了的事情,为那些四处奔走的家长而纪念,为曾经凝聚过的共识而纪念。我们能记住多少历史,这片土地就有多少未来。

为了未来的纪念

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都曾苦难深重。但如果“多难”的确能够“兴邦”的话,那些饱受战乱、饥饿和贫穷之苦的国家早就应该成为人类灯塔了。所以,我们还应该如何纪念,才能配得上经受的苦难?

据媒体报道,曾经的地震灾区汶川县映秀镇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汶川县也因此提出要将映秀镇建成“全国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爱国主义”真的是地震十周年纪念应该遵循的进路么?笔者对此无法认同。

归根到底,国家仍然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地震、海啸摧毁的是生命和建筑,而不是人们心中的国家观念,人们也很少会因为一场天灾就否认自己的国家认同,变得“不爱国”;同样的逻辑,“爱国”不会让我们居住的房屋更加坚固,也不会让学生逃生的动作更加迅捷。只有作为个体的每个人尽自己的本份,守住自己的良心——房屋设计者不为节省成本而草草收笔,开发商不为不义之财偷工减料,教育者不为提高升学率忽略防灾教育,而作为监管者的官员不为追求政绩而吝惜自己的精力——如此的纪念,才是痛定思痛、面向未来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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