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成·贫瘠年代纪事——黄远雄的自传散文

2018-06-03 13:15

李有成·贫瘠年代纪事——黄远雄的自传散文

黄远雄这部《东北季候风中的岁月》所叙各节主要发生在五一三事件之前,国家虽历经马来亚的独立与马来西亚的成立,毕竟新经济政策尚未颁布实施,种族政治也未如排山倒海那样,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黄远雄所成长的偏乡白村可说具体而微地象征着前五一三那个种族和睦共处的世界
(图:何慧漩提供)

说着说着,把记忆吵醒了
说着说着,时间也跑回来了
说着说着,似乎逮着了泥鳅般
童稚隐匿多年
的尾巴
——黄远雄,〈返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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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雄的《东北季候风中的岁月》是一部少见的著作,尤其在马华文学界,其文类无以名之,或可称之为自传散文。全书收叙事散文一百零九篇,长则千言,短则数百,题材集中,主题互有牵连,整个设计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结果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篇篇的散文,而是一部依时序发展的往事追想录。整本书的叙事时间始于作者的童年,时当作者五岁左右,终于一九七一年,黄远雄二十一岁前后,因此这也是一部青涩岁月的少年回忆录,追忆的是作者的成长年代。

不过仅将《东北季候风中的岁月》视为黄远雄个人的成长纪录显然是不够的。这部回忆录还涉及作者的家族离散经历、马来半岛的社会变迁,乃至于马来(西)亚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换言之,即使黄远雄无心插柳,但这既是一部以人物与事件为经纬的回忆录,交织着个人与集体的记忆恐怕在所难免。

《东北季候风中的岁月》一开始就点出整个叙事的时空背景:黄远雄一家搬到一个叫白村(Kampong Puteh)的乡村,离吉兰丹州的首府哥打峇鲁不远,作者时年五岁,除父母外,上有大姐,下有弟妹。在他们新居的正对面,竟然“有四间幽雅豪华独立式的单层建筑物”,原来是英国殖民政府高级官员的住家。“住家围篱内几乎二十四小时都有两位彪形大汉、锡克籍的侍卫兵轮流站岗。”甚至这个村落之被称为白村,显然也与英国殖民不无直接关系。从村中住家所在的空间安排已不难看出殖民主义的介入。

此时马来亚尚未独立,更遑论出现马来西亚这个概念。不只空间安排显示殖民主义的影响,在教育上这种影响也是清楚可见。哥打峇鲁市内就有两家英文学校,一家男校,一家女校;黄远雄家附近的马来三轮车夫邻居伯来曼把独生子邦亚里送到英文男校念书,还被誉为“是一项开风气之先的壮举”。黄远雄对其殖民主的对街邻居其实着墨不多,这些邻居与村中邻里的日常生活也似乎毫无关系。譬如说,黄远雄家人以烘焙面包为业,竟未见这些以面包为主食的白人邻居与其家人之间有何互动。这也见证了殖民主与被殖民者双方生活空间无形的隔离状态。只是透过后记忆(postmemory)的追溯,黄远雄对殖民主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怯弱无能却也不假辞色:日军未到,平日“养尊处优的英国殖民军队,竟然不敢与之正面交锋抗御”,不是逃之夭夭,就是弃械投降,新马很快沦陷,因此才有日后官方避谈的三年八个月的日据岁月。

《东北季候风中的岁月》全书终于一九七一年,此时黄远雄已经离开吉兰丹白村老家,远走新加坡,当海员不成,却像“孤魂野鬼般……来到芽笼士乃一间铁厂当学徒”,而定居长堤另一头的新山则是后来的事。除了日本南侵与英国的殖民统治,书中所叙的另一件影响深远的国家大事则是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的种族暴动。黄远雄当时已是一位高三学生,在事件发生近五十年后,他这样回忆老家附近的情形:

在事件爆发的那天傍晚,好心的马来屋主前来提醒我们附近几家华人租户,说从当天起,凡入夜后军警会在各角落实施戒严,希望所有人都留在家内,以策安全。他说放心,若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这附近范围内的马来居民会保护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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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雄还特别提到,当时吉兰丹州执政党的回教党(今已改称伊斯兰教党)还在暴动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通过从各大小城埠内的回教堂,呼吁街坊邻里的马来居民,发起睦邻计划,在华人区的商店和市场夜巡纠察”。——黄远雄认为这是回教党的政治操作。五一三种族暴动发生在数百公里外的吉隆坡,其时风声鹤唳,连穷乡僻壤都不免波及。由于长期执政者讳莫如深,语焉未详,五一三事件至今依然真相未白,国家创伤始终并未真正疗愈,甚至某些极端马来种族主义者不知节制,居心叵测,还不时故意旧事重提,并以五一三事件恐吓华人,企图从中捞取政治利益。从黄远雄笔下描述的当时华巫两大族群的关系来看,半岛上的种族问题迄今非但未曾得解决,而治丝棼,纠解。

这么说无非为了指出,黄远雄这部《东北季候风中的岁月》所叙各节主要发生在五一三事件之前,国家虽历经马来亚的独立与马来西亚的成立,毕竟新经济政策尚未颁布实施,种族政治也未如排山倒海那样,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黄远雄所成长的偏乡白村可说具体而微地象征着前五一三那个种族和睦共处的世界:

老嬷吉知道我们几个馋嘴嗜甜的小孩,在这段时间刚睡醒,一定匿藏在附近,只需老嬷吉轻轻一唤我们的名字,我们就会蹑手蹑脚出现在她面前。老嬷吉很疼惜我们,她会用小片香蕉叶盛着一些我们爱吃的糕点,甜腻的饭团,把我们的嘴塞得满满。几乎每天,都得劳驾母亲亲自过来,又叱又骂的把我们押解回去。老嬷吉笑眯着眼说:“小孩子嘛,就该多吃些,才能快高长大。” 

老嬷吉是黄远雄的邻居,一位马来老妇,靠着贩卖马来早餐糕点,与两个女儿相依为命。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生活细节至为重要,因为简单的叙述与对话所呈现的是一个族群关系祥和、互助友爱的乌托邦世界——只不过这个乌托邦确实存在过,在种族政治还未笼天罩地宰制族群关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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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族群关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界定了黄远雄的童年与少年岁月。那是一个物质生活贫瘠的年代,黄远雄家人租用了一排四间毗连的双层板屋之一,其他三间里有一间空着。除了老嬷吉与其女儿外,另一间住的是理发师伯苏夫妇与他们的两个女儿。这个社区另有一家海南人经营的咖啡店,而在咖啡店后面尚有一间浮脚楼,住着年轻的伯来曼与其上英文男校的独子邦亚里。当然还有住在一间破屋、后来成为黄远雄玩伴的邦惹卡利亚与邦哈山两兄弟。伯苏经常免费帮黄远雄和他的弟弟理发,伯来曼则以极便宜的收费接送黄远雄姐弟上下学。邦惹卡利亚兄弟甚至一度受雇于黄远雄父亲的面包店。简单言之,在黄远雄的成长过程中,这些异族邻居其实扮演了不亚于亲朋戚友的角色,为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增添了种族、文化与宗教多元的色彩。

在个人的层面上,《东北季候风中的岁月》更是一部诚恳坦率的著作。黄远雄对其家中亲人与这些亲人之间的关系颇多观察。他的父亲从唐山离散南来,在新山一家面包店待过,因此搬到吉兰丹的白村后即以烘焙面包为业——其顾客不乏左邻右舍的马来人,显然那时候没人在意那些面包是否为清真食物。黄远雄的父亲上过私塾,通文墨,勤奋负责,一生梦想创设一家饼干厂,最后勉强梦想成真,却因忠厚老实,向经营咖啡豆生意的邻居朱家三兄弟告贷,并承诺将饼干产品交由他们代理。这个承诺使他的努力成果尽为朱家所有。黄远雄认为他父亲“好高骛远又过于高估自己”。就在五一三事件后第二天,他向父亲表明无意接手饼干厂——这可能是五一三事件对他个人特有的意义。

黄远雄笔下的母亲是位任劳任怨的传统家庭妇女,家是她全部的重心。也因为如此,对一意孤行的丈夫很不以为然,夫妻时生龃龉,最后形成陌路,母亲甚至带着黄远雄姐弟另外赁屋居住,并在市区内开起家庭式麻将馆自谋生路。而在黄远雄童年生活不时为这个家庭撑起一片天的则是他的外婆。她是黄远雄笔下的老佛爷,在他家“垂帘听政的日子,父母亲不敢大声说话,只管偷偷打眼色”。她住麻坡,每年不定期有几次到东海岸来为小女儿分忧分劳,照顾几位外孙。《东北季候风中的岁月》书中有几篇专写外婆,黄远雄对这位强势的外婆语多怀念,特别在一九七○年代他离家在新加坡工作那几年,他才体会到外婆处境的艰难:“试想当时六十多岁高龄的外婆,以枯瘦的身影和蹒跚的步伐,每年最少三或四趟,从遥远的麻坡峇克里,孤身只影地乘搭长途的夜班火车,双手摧带满满的手信和土产,带到穷乡僻壤与我们挤着同住。”黄远雄之可敬在于,数十年后写下这些文字时,他能够坦然面对亲人留下的种种记忆,有欢乐,也有苦恼,甚至还有不堪,这样的感情纠结在《东北季候风中的岁月》中所见多是。

《东北季候风中的岁月》最后有十来篇叙写黄远雄少年时代的文学经验:他如何邂逅《儿童乐园》月刊,如何迷上取材自中国章回小说的连环图,如何认识热衷推广文艺的同学戴好(戴锦铭),如何一口气向他买下三本诗集,如何知道因散文创作而有文名的期之,如何第一次向《学生周报》的“诗之页”投稿,如何在《学生周报》的“文艺专题”发表“被删改得鸡毛鸭血”的诗作,如何主编学校华文学会的油印刊物《学生作品》,又如何远赴八打灵再也《学生周报》的编辑部与当时的编辑李苍和悄凌见面。这些情节拼凑起来正好构成一幅“一位年轻艺术家的肖像”,同时也意外地为一九六○年代的马华文学界留下若干难得的身影。在〈初会李苍〉一篇中,黄远雄叙述他走访《学生周报》编辑部的经过。李苍者,即当时任《学生周报》编辑的我。因此我是当事人之一,可惜半个世纪后,当时的许多细节我已经不复记忆。黄远雄提到我曾经写过七封短信向他邀稿。他非常念旧,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这件事。其实他今日的文学成就我无论如何不敢居功,人与人之间各有因缘,五十年前的多次邀稿如果竟因此让我有缘为他这部诚挚感人的自传散文写序,这样的因缘却是当年我所无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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