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冤牢】中国大马华侨,这样变成台湾人

2018-06-24 11:48

【白色恐怖冤牢】中国大马华侨,这样变成台湾人

马来亚1957年才脱离英国殖民独立,因此在邬来成长过程中,仍是二战抗日、反共的风雨飘摇年代。邬来家里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兄长,他7岁时,即日本南侵马来亚第二年(1943),父亲与大哥同一年相继离开了:父亲因病过世,而大哥被日军抓走后下落不明。邬来回忆说,他记得大哥立场是支持国民党的,因他大哥曾到马来亚北部号召华侨回中国支持抗日。
邬来年轻时期的照片。

关于邬来的故事,相当离奇,至今仍难以理解为何他会被国民党诱骗到台湾,邬来形容当时国民党的行径为“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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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来1936年出生于马来半岛雪兰莪州一个叫双文丹(Serendah)的小镇,当时马来半岛仍是英国殖民地。

其实邬来的本名是邬育灵,邬来是他的小名,小时候家人叫他“亚来”(广东话)。邬来说,还记得小时候早晨和家人去果园捡榴梿,他依然难忘榴梿香这属于马来亚的独特味道。

马来亚1957年才脱离英国殖民独立,因此在邬来成长过程中,仍是二战抗日、反共的风雨飘摇年代。邬来家里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兄长,他7岁时,即日本南侵马来亚第二年(1943),父亲与大哥同一年相继离开了:父亲因病过世,而大哥被日军抓走后下落不明。邬来回忆说,他记得大哥立场是支持国民党的,因他大哥曾到马来亚北部号召华侨回中国支持抗日。

由于两个姐姐已出嫁了,只剩邬来和母亲、二哥相依为命。母亲患有白内障,家庭生活相当困苦,为了生存下去,邬来和二哥到矿场工作,还种稻米糊口。邬来说,难过的是,当稻子快收成时,却被山猪吃掉,实在欲哭无泪。

邬来的祖籍是广东台山赤溪镇,是客家人,第二代华人移民。他父亲年轻时先到马来亚发展,有成后再回广东娶了他母亲,再返马来亚定居,父亲过世后,家里仍和广东的远亲有联系。1952年邬来16岁时,母亲希望他回中国发展,因为广东亲戚写信来说解放后的中国已改变很多。

邬来在景美人权园区找到自己被刻在纪念碑上的名字。

从南洋华侨变成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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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来首先从新加坡搭船到香港,再入境深圳到广东台山市,原打算在广东念高中再升大学,但当地高中却不收他。在广东住了半年,只好到北京谋求发展。最终虽然有北京的高中愿意让他唸书,但邬来考量到离广东亲戚太远,而在马来亚的年迈母亲无法工作,已婚的二哥还得养家,家里实在没办法接济之下,只好去工作。

文革前,中国的华侨事务委员会曾有段“黄金期”,为返国的海外华侨提供接济,包括提供求职机会,而邬来就在1954年初分配到河北省的国营化工公司工作,还在那学会了会计。也在那时代下,邬来历经大跃进,与一般中国人民一样一起大炼钢、受军事化管理。1956年,因表现不错,邬来被委任为国家干部。

邬来回忆说,当时的生活虽苦,但过得下去,他遇到的中国人民多数都说,生活比蒋介石在大陆时期来得好。后来邬来认识了来自上海的姑娘,也结婚生子,但随着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1957年邬来被下放到邯郸的纺织厂、矿务局、人民公社等地方工作,两个孩子跟妻子先回上海。

“我一觉醒来,就到台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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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收到家里来信,告知年事已高的母亲病了,二哥希望邬来尽快回马来亚。邬来的主管也相当体恤他,允许他请假离开,并提醒他小心,因当时“情势复杂”。

邬来先回到上海探望妻小,再到澳门,没想到这一别,就断了音讯几十年。他从广州珠江搭船到澳门,待了五六天,以准备到香港、马来亚的手续。没想到的是,或许那时期从珠江公开合法搭船到澳门的人相当少,因此被潜伏在澳门的国民党特务盯上了。

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接近他,告诉他能尽早帮他安排到香港的手续,邬来表示,那时对政治环境不了解,就听信了他们的话,上了他们的船,以为隔天一早就能到香港去了。结果第二天醒来,“天亮看到哪里你知道吗?看到基隆港,才知道到台湾了,一起来就完了。”

到台湾后,邬来称国民党特务请他到松山区的招待所住了三个多月。邬来说当时并没有受到任何肉体上的折磨,只有情报局等情报单位向他“问东问西”,要了解当时大陆的情况。这令人联想到朝鲜曾绑架不少日本公民,官方称是需要他们教导朝鲜简单日语和当地社会情况。

邬来回忆那时的情况说,调查局知道他去不了哪里,并没有关他,但只能在招待所“到处晃来晃去”。

邬来称因为他没做过甚么,因此他们不能逮捕,而是想要“看我会做甚么”。没想到官方还给他身份证,还打算把他安排到在南投县的台湾省政府工作,但邬来不想去这么远的地方,最终被安排到长安西路的台北市政府新闻室工作,并搬到饶河街的公务员宿舍住。

虽然有工作了,也可到处走,但这突如其来的“奇幻漂流”,人生地不熟的他依然去不了哪里。对如此矛盾的安排,问邬来难道国民党特务不怕来自大陆的他会在公务体系当中反渗透?邬来认为既然他们绑架了他,又不让他回去,那还得让他吃饭,因此给他工作,以等待时机捉住他把柄。邬来指出,某种程度上来说,安排到市政府工作,是要“布线”监视他。

至于在台北市政府工作期间与同事相处的情况,邬来称台湾同事常问他大陆人情况如何?邬来说他当然得真实地说出他的所见所闻,他说当时大陆人民生活没有很苦,粮食是紧张一点没错,但没吃树皮,而大灾害主要在北方。

在台北生活期间,邬来仍有和马来亚的家人通信,他母亲和二哥知道他安全,但没办法和中国大陆的家人通信。邬来曾到驻台的英国办事处求助,但经办事处确认后得知,由于他1952年回中国,等于自动放弃了英殖民地的马来亚公民权。此时1963年,马来亚已独立6年,这年的9月16日,新加坡、沙巴、砂拉越与马来亚签署“马来西亚协议“,成立马来西亚,而邬来已从马来亚人变成了中国人,却又偶然地“被”成为了台湾人。

来自马来西亚的白色恐怖受难者陈钦生(左)与邬来在景美人权园区合影。

一张14字的纸条,酿出14年牢狱

原本该是一场回马探望母亲的返乡之旅,没想到莫名其妙到了台湾,虽然邬来有了公家单位的“铁饭碗”,但身心仍形同被软禁在台湾这岛上,使他心里相当焦躁。

1963年某一晚当独自在办公桌时,感觉郁闷的邬来将心情写在纸条上:“共产党员不怕牺牲,坚持地下斗争”,却把纸条夹在书本里,忘了销毁。邬来称他在大陆时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也许因为在大陆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多年,使得邬来“油然而生”地写下了那14个字,他自嘲说“这几个字实在是,害到我坐14年牢。”

毫无意外地,纸条被发现并被人举报。约一周后,邬来就被扣押到三张梨的调查站,这次就不幸受到肉体折磨。从邬来被诱骗到台湾,再被扣押,已过了9个月。问邬来是否恨国民党?邬来说:“写就写了,过去就过去了。”

很快邬来便被送到台北市青岛东路三号的军法处受审,罪名是“意图非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宣判前,牢房的狱友告诉邬来他的情况相当危险,因已被认定为共产党员,会被判“二条一”唯一死刑。邬来回忆称,当时他虽有抗议自白书被捏造,但不获法官采信,只能“服了服了”,因为讲甚么都没用。

最终法官称基于邬来“年幼无知,受共产党洗脑”,因此判14年。邬来还记得,当他回到牢房后,狱友见他没被扣脚镣,连连向他道“恭喜”,同时也劝他不好上诉了。邬来认为,毕竟法官也是听命行事,他们也需要谨慎,以免被上面的人罚。邬来回忆说,那时期台湾比较很平静,若遇上后来台湾退出联合国、台美断交的话,情况就不会好了。

邬来一开始被送到台东泰源监狱,再被送到绿岛监狱。对于如何看待那14年的牢狱之灾,邬来表示,“我觉得我被判14年,出来还有时间看其他地方,到了这地步,只能认了。”虽然那14年不获减刑,但邬来深信还是能顺利出狱的。

在绿岛监狱的生活情形,邬来称他的牢房里面有9个人,最多10个人。邬来在绿岛也认识了许多朋友,包括柏杨。当时邬来担任厨房的“伙尾”,类似监督工,从厨房回来时会拿几根香烟给柏杨,而他出狱后也仍有和柏杨往来。

也因为担任伙尾,邬来才认识了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陈钦生、陈水祥和蔡胜添,当时陈钦生被安排在厨房工作。陈钦生等3人都是来台唸书的马来西亚学生,年纪比邬来都轻,邬来这才得知,原来也有同乡人因被控“涉嫌加入共产党”而沦落在异乡的冤狱,此外也有新加坡人被关在绿岛。

与此同时,邬来的第二个故乡中国大陆已开始“文化大革命”,那也是归国华侨的灾难时期,只要家里被怀疑有“海外关系”,会有被批斗的风险,不少返回大陆的南洋华侨为躲避文革,纷纷想办法逃到香港和国外。可以说,两岸都有过让海外华人蒙难的过去。

此时的邬来,依然没办法和中国大陆的妻小联系,无法得悉他们的近况,但能与马来西亚的家人联系。不幸的是,在他到绿岛的第二年就收到家里来信,告知母亲因病过世了,被诱骗到台湾的邬来始终无法如愿回马来西亚看他母亲。

离开绿岛后的生活

1977年出狱时,邬来是由一名来自广东的难友保释出来的,之后便在一名温姓难友家的阳台搭帐篷住。

邬来回忆说,寄人篱下的生活相当困苦,当时邬来仍有台湾身份证,户口是放在一位难友家,但警方依然为难他,要他将户口迁走。那时期,不少政治犯出狱后都面临过遭受警方刁难的经验,生活常受打扰。最终邬来一气之下,到当地的派出所对所长大骂,邬来说“再这样我就跟总部投诉”,就这样,邬来把他户口直接放在派出所。

不过解严以后,警方仍常骚扰邬来家,称要查户口。当时邬来已结婚,警方还常到他妻子工作的地方去。不堪其扰的邬来只好再骂警察,邬来说:“当我骂过警察以后,就不敢来了。”

邬来出狱后曾到访市政府,想看看是否有机会复职。虽然最终不成功,但让邬来在楼梯间遇见了当年对他作证、控告的两个同事,邬来说:“他们看到我就掉头走,我说没关系,我只是来找人,看看有没有复职。”

为了生活和购买回马的机票,邬来也必须去工作,但由于他曾是政治犯的背景而四处碰壁。后来一位黄姓难友介绍邬来去一家饼干店工作,在那认识了现在的太太。邬来感性地说:“我太太愿意跟我打拼,我很感谢她。”至于在上海的前妻,邬来在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后的第三年,约1990年便回上海探亲,那时才知道前妻已改嫁了。

出狱后第二年,当局批准邬来回马,然而当飞机一降落吉隆坡国际机场时,大马却不让邬来下机,理由是他已放弃公民权。1978年时,马来亚共产党仍未投降,或许大马基于反共因素,对邬来的过去有所顾忌。在无法踏上故土的情况下,邬来只好要求转机到新加坡去找朋友,结果找不到他友人,只好从新加坡再到台湾了。

大约90年代末,已成家的邬来小有积蓄,想带妻儿一起出国旅行,就尝试再次入境马来西亚,没想到竟成功入境,但大马海关却要邬来放弃大马公民权。前文提及,邬来在入狱前,曾向英国驻台代表处确认了他已无马来亚公民权,1978年入境时大马也告知他已放弃公民权,对于这矛盾的情况,邬来说“那我就放弃公民权了,毕竟已在台湾成家,就当作到马来西亚旅行”。就这样,邬来再次从中国的马来亚归侨,被成为了台湾人。

流离寻岸的邬来

在邬来第一次回广东台山前,当时的马来亚还没独立,对于多数南洋华人而言,他们是中国的侨民,漂泊海外的华侨心里盼望着总有一天是要回到大陆“落叶归根”的。

邬来说,小时候的他对英国人无好感,父母给予的教育也是灌输他身为中国人的意识。因此邬来提到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认为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份,这点是没办法推翻的,想要台湾独立也是不可能的。在邬来回忆中,国民党在马来亚的形象也不好,他在大陆的人民公社与老百姓闲聊,他们也认为虽然生活苦,但比国民党时期好。

而对于当前台湾欲推动的转型正义,邬来认为机会渺茫,因为两党“你争我抢,正事不做”。对于恢复受害者名誉的部份,邬来称他本身就看开一点了,因为当年已从“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已于2014年熄灯)那得到了补偿金与恢复名誉证书。

2017年是邬来到台湾的第55年,在马来亚、中国大陆、台湾间流离了81年的邬来,如何看待这一生、如何看待此刻的台湾?经历过多重身份认同转换的他,自有不同的领悟。

今年也是台湾解严30年,仍有许多曾是外籍华人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故事不为人所知,而这也是目前仅关注统独、省籍争议的台湾社会鲜少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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