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刚刚结束，26日清晨接获79岁沙叶新病逝噩耗。我与这位“中国当代最具正义感的剧作家”相识于1982年，30多年来多次采访他，也时有相聚或电话互动，近一年他因病住院后联络不便而交往不多。

接获噩耗，我满脑子还沉浸在书展的氛围中，于是就想起当年他来香港书展的情景。

那是2009年，我们邀请他任“名作家讲座系列”的讲者嘉宾。沙兄的作品几乎都在大陆被禁。他的新书《沙叶新禁品选》摆放在香港书展摊位上。他说，“我一踏上香港这片土地，就松了口气。香港和大陆虽属一国，在香港却享有大陆公民尚无法享有的权利”，“参与香港书展，有一种感觉是震惊。一个书展竟然成为港人文化节典，这么多人进书展，真难以置信。”

那场讲座，面对数百听众读者，他讲“书的尊严永远不受时代的淘汰”。在讲台上，他道出与自身经历交缠的中国禁书史。

他认为，中国读书人对书是崇拜的，但观乎秦朝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甚至共产党的文革，禁书的阴影似乎在历史上挥之不去。《红楼梦》也曾是禁书，靠读书人的呵护，令它流传至今。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本书，无论禁或不禁，只要有它的价值和尊严，便永远不会受时代淘汰。

沙叶新走了后，内地一本周刊对他访谈的一篇旧文在网络刷屏。其中，有一段是关于当年香港书展，读之发现与事实不符。

我是当事人，有责任作出澄清。

以说真话为准则的沙叶新，那一回却没能说出“真话”，这或许是他接受内地刊物访谈，不得不作出无奈的表白。

沙叶新说，“这次去香港书展，我就是想去看书买书。我主动告诉他们我不想演讲，也不想接受采访，我怕麻烦，也怕累。

书展盛况空前，难以拒绝…………我就只好讲了一场”。我认为沙兄没有实话实说。他的讲题是在来香港几个月前就商定的，他也早早约定接受十多家媒体采访。他对记者说，来香港书展只想去看书买书，不想演讲，不想接受采访。书展主办方贸发局，凭什么花机票酒店费用，请你去香港只是“看书买书”。

当年原先还担心当局不让他出境。在香港机场，他从B出口出来，我身边小同事向他献花，他显得有点兴奋，笑着与我拥抱。此际，他背包里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手机，打开，我看到他看到手机上显示对方的号码，脸色一沉，他避开我们接机的几个人，走到七、八米外，说了一阵话，又回来了，轻轻跟我说，“是他们的电话，要跟你邀请方谈谈”。我一时不解，接过电话，对方却不愿披露自己是哪个部门，只是强调说，沙叶新是敏感人物，不能公开演讲。我问理由，他们不作回应。我说，他讲座的广告宣传都铺天盖地了，网上报名人数那么多，人也到了香港，突然取消演讲，对读者，对沙叶新，对你们，对主办方都不利。

当时，我坚持说，演讲是不能取消的，否则会酿成“政治事件”，媒体大肆炒作。对方跟我大谈国家利益，谈社会稳定。

我一听就火了，说了气话，你们去这个圈子打听一下，几十年来，我江迅肯定比你们还爱国，沙叶新的演讲不能取消，后果我负责。说完，我挂了电话。去酒店的路上，我跟沙叶新沟通，最后商定演讲依旧，但不谈敏感话题。结果，他的讲座听众爆满。

他回到上海，翌日对方宴请他饭聚。沙叶新给我的电话中说，对方很高兴，对他一再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