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繁简之争”（繁体字与简体字）“普粤之争”（普通话与粤语）持续多年，时起时伏，话题不断。“普粤之争”所涉及的母语之争，其实在华语世界也时有所闻。

前不久，上海小学二年级的沪教版语文课文“打碗碗花”，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课文时，文中的“外婆”还是“外婆”。不过，到了上海版教材里，原文中的“外婆”全部被改为“姥姥”。这篇散文作者是李天芳，说的是“我”小时候与外婆的趣事。“外婆”被改成“姥姥”，令祖祖辈辈叫惯了“外婆“的上海人不习惯了，总觉得不是味儿上海市教委早先曾针对这一问题有过说法：‘姥姥’是普通话语词汇，而‘外婆’。属于方言指‘外婆’是方言，貌似微不足道，却激起上海人不服气情绪，为了“外婆”而与“姥姥”展开一场争辩。上海教育出版社在回应市民质疑时也说，“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称“姥姥”，“姥爷”是普通话语汇，而‘外婆’，‘外公’是方言。

需要强调的是，“打碗碗花”是一篇散文，是文学作品。作者写自己的童年生活。随意改动文学作品中人的称呼，是不懂文学为何物的结果。文学作品是用“外婆”还是‘姥姥’，应以尊重作者，尊重原作品为准则。当然，上海人要争的是叫‘外婆’而不叫‘姥姥’的权利，是替‘外婆’争得普通话语汇中的一席之地。有学者以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北京方言词典”为例，查“姥姥”词条，发现“外婆”不是方言，而是普通话，而“姥姥”原本就是方言。

这场“外婆”和“姥姥”争论，最终以市教委责成有关方面，将“姥姥”一词恢复为“外婆”而结束。教育出版社也发布声明，向社会各界及课文作者致歉，表明今后将充分考虑地域文化和语言习惯。但由此引发有关“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二者关系的大讨论。方言在中国内地的存续状况如何？方言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

语言是构成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汉语的丰富性之一，就是方言百花齐放。方言是一个地方的灵魂，是族群重要标志。没有吴文化，楚文化，客家文化，皖南文化等地域文化做支撑，中华文化便是空中楼阁。从历史上看，汉语言是双轨的，一面是民族共同语，一面是方言，方言也是对普通话的补充。对此，曾有学者举例说，普通话中的“尴尬”是从吴方言中吸收的，“煤炭“是从客家方言吸收的……普通话是各地的方言共同融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今人学普通话，就是在学各地方言，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并非彼此对立。

从整体趋势而言，难以避免的是包括方言在内的大多数语言正走向消亡。

联合国2017年的相关报告显示，全球现有6000种语言，预计到本世纪末将有九成语言消亡。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提供的资料披露，在中国130种语言中，有68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有48种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满语，赫哲语，苏龙语等使用人数不足百人。决定一个地区方言生命力的最主要指标是方言的使用人口，是方言地区整体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强弱，影响方言使用人口的增减。

粤语现象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方言。方言需要大力保护，但在小学强行推动大量方言教学和训练，甚至规定用方言写作，则是不可行的。一个地方要重视本地方言，但不能因此就拒绝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