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限:禁掉发声的平台·限制创意的激发

2018-09-14 12:05

禁/限:禁掉发声的平台·限制创意的激发

电检制度规范了我们不能看什么,却也主宰了我们只能看什么。
夏美玉认为,受电检制度长久影响,民众接收的讯息和视角都变得狭隘,创作也可能越来越肤浅。(图:星洲日报)

在一场工作坊,电影系大学生举手发问,“我们能拍这种题材的片子吗?那种题材呢?”

广告

自由电影网络执行董事夏美玉直认事态严重,“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已经在学生一代成型。

电检制度审视片子里可能引起社会不安的成份,主要包括暴力、色情、宗教敏感等。

然而一些关乎人权的议题,好比LGBT(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弱势群体等,因触及宗教敏感、政府施政,也难逃被删剪或禁播的命运。

电检制度规范了我们不能看什么,却也主宰了我们只能看什么。

当我们的观影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制度化,创作者开始自我审查,电影也将失去“发声”的功能。

蔡明亮的《黑眼圈》先因负面影响“大马旅游年”,且鼓吹同性恋之嫌遭禁,最后上诉得直获解禁。

2010年电检指南列明,电影必须尊重马来西亚主权。若主题、情节或桥段触及以下条件,将不被通过放映:

1.违反社会文化、价值观、危言耸听、反宗教、诋毁他人信仰习俗、违反政府纲领,以及过份暴力。

广告

2.不合逻辑,且会扭曲国内外对本地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看法。

3.不尊重、咒骂、践踏马来西亚国家和人民尊严及形象、冲撞礼节和国家原则(就算在国外发行)。

长期在台湾发展的廖克发直言:“电检制度对创作环境而言,当然是不健康的限制。”

等待《新村》解禁的黄巧力说:“每禁一部片就是设立一个指标,这可能让原本有想法的导演从灰心变死心。”

广告

自由电影网络执行董事夏美玉也说:“创作者本应去寻找不同的题材,透过电影传递讯息,而非依照规定,拍摄能够通过审查的片子。”
 

《Aku Mau Skola》讲述沙巴无国籍小孩在垃圾堆收破烂,挣钱求学的故事。

禁 的 尺 度 在 哪 里 ?

与商业电影和独立电影不同,自由电影网络鼓励任何人举机拍摄周遭关心的事物。他们每年主办自由电影节,进行非盈利且非公开的小型放映会,播放关于人权、社会、环境等议题的短片。虽然采取非公开放映,也不涉及商业,电影节仍时常接到有关当局警告,要求他们把片子提前送审。

2015年,纪录片《Sindiket》在沙巴的自由电影节放映会,遭电检局沙巴分局禁映。《Sindiket》探讨派发身份证给沙巴非法移民的“身份证计划”。影片从皇家委员会否认“身份证计划”与政治相干谈起,导演试着透过纪录片找寻答案。影片最终被电检局指诋毁政府、充斥谎言、煽动仇恨、玩弄宗教议题等,下令禁映。有了《Sindiket》前车之鉴,夏美玉想自由电影节的片子十之八九都会被禁。
 

《Sindiket》被沙巴电检局指诋毁政府、充斥谎言、煽动仇恨、玩弄宗教议题等,下令禁映。

举例今年自由电影节即将放映的短片《Aku Mau Skola》,讲述沙巴无国籍小孩在垃圾堆收破烂,挣钱求学的故事;另一部《The Story of Kam Agong》讲述砂拉越山区孕妇因医疗过失死亡事故。片子都批判了政府的制度。夏美玉认为,批判是一回事,影片本来就是提出议题的工具,让人们在观赏后讨论。“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我们没有必要恶言相向,互相对立。”
 

《The Story of Kam Agong》讲述砂拉越山区孕妇因医疗过失死亡事故,是今年自由电影节其中一部片子。

在 敏 感 题 材 中 寻 求 平 衡,拍 出 真 实 的 故 事

这又回到一开始抛出的问题,禁片禁什么?

我国的电检局隶属于内政部,而非通讯及多媒体部。电检制度可追溯到英殖民时代,英殖民政府为了控制殖民地人民思想而设立。既然电检制度最早的功能是控制思想和内部安全,夏美玉提问,英殖民政府的冷战大时代背景已经过去,为何电检制度依然存在,而且仍隶属于内政部。

去年12月14日,社区传播中心(KOMAS)协调员丽娜辛德莉(Lena Hendry)因放映纪录片《停火地区:斯里兰卡杀戮战场》(No Fire Zone:The Killing Fields of Sri Lanka),在2002年电检法令下被判罚款1万令吉。2013年那场放映会前,斯里兰卡驻吉隆坡的最高专员署事前要求撤映,随后执法人员到场关注,并在映后向负责人问话。至今,丽娜辛德莉仍是此法令唯一被控且罪成的社运人士。
 

因放映禁映的纪录片《停火地区:斯里兰卡杀戮战场》,社区传播中心协调员丽娜辛德莉在2002年电检法令下被判罚款1万令吉。

谈及此事,夏美玉质疑,为何不是所有放映过禁片的人都会在此法令下被逮捕。“电检法令可以随性执行,作用变成了震慑。”她呼吁:“是时候剔除电检制度,让电影回归通讯及多媒体部管辖,而非内政部。”

电检制度影响深远,好比夏美玉所述,大学生开始自我审查。普罗大众长期观赏被允许的片子,久而久之,接收的讯息和视角都变得狭隘,创作也可能越来越肤浅。

“我能拍这种题材吗?”当学生抛出这种疑问,反映创作者的出发点已不再是创作本身,反而限缩题材,索性处理能“安全”过关的主题。夏美玉直说:“审查是电检局的工作,创作者的责任在于挖掘故事,把故事好好呈献给观众。”

廖克发也有同样见解:作为创作者,不能否认所看到的东西。“选材不应该自我审查,而是应该对自己诚实点。也许现在的氛围还不能接受,那在拍摄和呈献时可以采取温和的方式。”
 

廖克发:也许现在的氛围还不能接受,那在拍摄和呈献时可以采取温和的方式。(图:星洲日报)

在他看来,电检制度从英殖民时代开始,透过电影控管思想。尤其当时在冷战时代背景下,马来亚产出特别多反共电影,资本主义电影主要在灌输,贫穷的人只要够努力就可以致富,这个社会没有不公平。长久下来,观众也变得不习惯看“真实”的东西。

廖克发举例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片子以充满争议的二二八事件为背景,直接挑战当时国民党政府和人民底线。“每个国家的自由都是很多人一点一点测试底线,慢慢冲撞出来,所以他们才了不起。”

廖克发认为,电影是用来相互理解的。“电影里头的主角跟我们是陌生的,也只有在电影,会对一个陌生人产生同理,开始进入他的生活的圈子、情感世界。对我来说电影反而是桥梁。”尤其在马来西亚,这里有宗教、种族、贫富阶级问题,所以怎么会没有题材,创作人应该更勇敢去发挥。

“我们国家的多元和多样是很复杂的,虽然可能触及敏感,但也因此我们更有条件拍出很多精彩的东西。”

其他审查结果具争议的国内外电影(仅列部份)


 

周刊专题:
【禁片,禁什么?】

【禁/限:禁掉发声的平台·限制创意的激发】

【电影分级制·限制了什么?又开放多少?】


 
广告
你也可能感兴趣...
 


广告



其他新闻

评论

当您提交时,您等同于同意了Mollom用户私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