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马国际青年商会主办的“2009年大马十大杰出青年奖”入围名单出炉，共有30名在各领域有杰出表现的人士获得提名，他们包括羽球选手李宗伟、黄佩蒂、歌手关德辉、导演黄志强、甲州行政议员颜天禄等人。未来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应该有什么样的人才去承担经理大马的事业？如何将这些人才识拔出来，并在将来随时随机给予培植？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

半个世纪前，大马刚从英殖民地手中争取到独立，那时国势阽危，哪里谈得上具体规划未来，或筹思进入下一个世纪的问题。52年过去了，大马的年轻一辈在前所未有的富足下成长，他们的智能与活力很可观，可是迷失在飙车及毒品混乱中的“新人类”或“新新人类”，也有日增月长之势，使得人们要对下一代的品质，及下一代的领袖问题感到关心。

品鉴与选拔领袖人才本来就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极为重要的一部份，而且识拔人才的管道相当多。从《世说新语》及《人物志》，可以看出在东汉三国的时候，这门学问从理论深度到具体办法都已发展到高峰。东汉末年有所谓“八厨”、“八俊”、“八顾”等名目，其实就是当时士人社群中杰出人才的选拔，他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社会的重心。而当时也有乡举里选，那是以地方上的推荐作为入官的依据。所谓社会领袖人才的识拔工作，便亟待朝野人士出面承担。

为什么选拔的是青年呢？“青年”是一个国家民族最宝贵的资产，我们甚至可以说，要预言一个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强弱，先要了解其青年素质的好坏。近代世界史上出现过的“青年意大利运动”、“少年日本运动”、“少年中国”、“青年”乃至“新青年”，都成为这些国家近代历史中最为关键的运动。如果把他们从历史上抽掉，则人类历史将是另一番模样。《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在该杂志第一卷第一期所写的〈敬告青年〉一文，开头的第一句话：“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而在近代中国乃至大马，在浩荡如江的鲜血与滂沱如雨的炸片中，为国家命运前仆后继，上下求索的，也无不是以青年为主体。

但青年应该得到刻意的识拔与栽培，使他们能得到高贵情操的导引，在健康活泼的环境下舒长，才能发挥最大的潜能。青年如得到其培养，则明治年间北海道一个小小的札幌农校，在一位西点军校出身而不得志上尉的带领下，也能培养出志贺重昂、内村鉴三等一大批人杰。青年如果失去其方向，失其情操，失去培养，对自我及国家社会没有远大的期许，则沉沦、猥琐最终黯淡无光。

我们的社会“速食症候群”日趋严重，这些年轻人在既无颠沛流离，也无困顿贫穷下成长，日渐失去攻苦食淡、刻苦奋发的精神。但是，他们当中也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社会与人群而孜孜不倦自我充实的人。把他们选拔出来，即是标举一种新价值，从事新生命的造形。富兰克林《穷查理的历书》中所标举的刻苦、信用、节俭等美德，早已渗透于美国早一辈开拓者的血液中，而斯迈尔（Samul Smile）的《自助》一书，不但竖起美国一整代人创业的标竿，甚至也风靡明治一代的日本青年。藉着选拔青年中杰出人才，展现出新一代独有的活力，并树立一种标竿，应是政府以至民间团体责无旁贷的重任。

从十大杰出青年选拔的种种可以看出政治领袖与社会领袖并重的特色，甚至后者比前者的比例要高一些。这个安排，与现代市民社会的特质颇能相应；在市民社会中，社会领袖的重要性往往大于政治领袖。杰出青年的征选项目也体现出一种精神，即无分职业的贵贱，只要能在那一行精进实践，完成自我，所获得的尊荣是一样的。譬如上一届杰出青年得奖人潘健成，在台湾深造并自行创业，成为随身碟晶片的打造者。明代王阳明提出“成色分两”之说，认为圣人是万两的黄金，愚夫愚妇可能只是一钱或一两的黄金，可是只要他们都是足赤的黄金，则一两和一万两一样都是圣人。这个道理在告诉大家，任何行业，无分贵贱。

温家宝总理说过，一个国家与民族要强大，必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而杰出青年或许就是我们期许仰望星空的人，让他们自我实践、自我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