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夕，美国“自由之家”公布2011年新闻自由报告，台湾排名连续3年下滑，而且3年倒退16名，幅度不可谓不大。而造成此一后果的罪魁祸首，却并非一人一党或一权，而是朝野皆然，更是行政、立法、司法与媒体所形成的四权共犯结构使然。

以行政权为例，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因专业偏执而管制媒体的作为，比威权时期的新闻局犹有过之，不但动辄行政指导与重罚媒体，更以修法或立法的手段，企图合法化干预媒体专业自主的行政作为，甚至还以可能的犯意而非具体的犯行来作为执照核发的依据，对新闻自由的戕害有目共睹。

另外，内阁因受制于社会团体的道德正确压力，动辄大幅修改现行法律，例如《儿少法》等，将言论自由权益置于儿少权益之下，以立法来规范并限制媒体的专业运作，其结果也在不知不觉中摧毁了新闻自由的基石。

原本应该制衡行政权的立法权，在维护新闻自由上的表现也是一样保守反动。立委不但不反对内阁道德至上的修法，有时更主动提案修法，加码箝制新闻自由，甚至在NCC都坦承不宜干预电视新闻时，竟有立委要求NCC对电视台调查与撤照；“立法院不得立法限制言论与出版自由”，但立法院的表现却完全与这项普世遵循的宪政精神背道而驰。

司法权虽是维护新闻自由的最后防线，但台湾司法官，从检察官到各级法院法官，却显然也未善尽固守防线的责任。任何人祇要看看每年检察官起诉了多少有关新闻自由的案件，法官又判决了多少新闻自由案件的被告有罪，大概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台湾司法官对新闻自由为何物，根本是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

如果司法官稍有新闻自由常识，就绝不会因政治人物基于政治斗争动机滥讼，而作出道德式的起诉或判决，金溥聪控告名嘴胜诉的案件，就是法官不知新闻自由为何物的最新例证，这份判决书的内容更足以为司法维护新闻自由的反面教材。

当然，号称第四权的媒体也难辞其咎。自由之家今年降低台湾新闻自由评等，理由之一是媒体对政党报导两极化，但媒体对政党报导两极化其实并非错误，否则欧洲媒体岂不应该评分更低？台湾媒体的“假极端化”才是问题所在。

所谓假极端化，指的是故意夸大甚至捏造极端化的事实，台湾媒体，尤其是电视谈话节目，近年看似蓝绿泾渭分明，但其实都是违背专业的假极端化；以梅铎的霍士新闻台为例，霍士虽是极右媒体，对民主与共和党的报导也呈现两极化，但对假极端化报导，连霍士也难以容忍，梅铎最近与霍士收视率第一的首席名嘴贝克终止合约，就是因贝克的假极端化言论使然。

新闻自由很难得到却很容易失去，如果行政、立法、司法与媒体四权彼此缺乏相互监督制衡的机能，甚至更互为共犯，新闻自由的倒退乃是必然。韩国新闻自由在自由之家报告中，从自由降级为部份自由国家，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例子；新闻要自由，四权都有责，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