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香港贫富悬殊日益严峻，年轻市民酝酿着一股“仇富仇商”的情绪。倘若今天香港举行人手一票的特区普选，想必曾荫权所领导的政府也将会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般遭遇重挫。

在香港，房地产商皆占据富豪榜主要位置，这些富豪所持有的集团由早期地产起家逐步把事业延伸至金融、零售、餐饮、旅游、科技与电信业等，犹如寡头商业王国。由于地价昂贵，只有大集团旗下的零售业才能进驻繁荣街道，个人企业由于租金昂贵而承担不起，不是转让顶售就是难以进驻，给“反地产霸权”运动点燃了火苗。由于港人日常生活与消费离不开它们，青年也失去许多创业和突破机会。多年来，港人成就了这些地产商，但富商却让市民觉得“富而不舍”，屋价更是全球最贵，民怨顿时四起。

仇富的关键点，是去年最低工资讨论中劳资双方坚持不下。虽然今年5月最终拍板，一般基层劳工的时薪普遍上涨，但其他福利却相对被剥削，包括休息日、午休时间、“饭钟钱”等相继减少。当中，初出社会的年轻人占了大部份。长远的影响，如厂商为减少成本而裁员或转嫁消费者制造通膨，则又是另一番贫富抗争的延续。

紧接着，就在当下青年被房价、薪资和通膨压力束缚之时，政务司长唐英年却在年初呼吁年轻人勿刚愎自用为反对而反对，“否则容易车毁人亡”的一番反讽引起极大反弹。2月，港政府年赚百亿，财政司长曾俊华却视财政预算案为玩意，政策决定反覆不定，再次让人觉得政府富而不舍。政府随后为了安抚民怨随意派钱，耍孩子气的感觉使政府施政诚信顿时受挫，也就爆发了多起年轻人主导的示威抗议和街头暴力事件。

其实香港和吉隆坡所面临的发展困境非常相似：通膨、房价和年轻人。其中，不能忽视潜在年轻人的想法和情绪。通货膨胀失控和贫富悬殊日益严峻，将使年轻人把心底那一股怨气渲泄在社会行为和选票上。

在吉隆坡，市内大势发展高档屋寓，形成富有的人住在城里、其他人却被拒于城门之外的两极化。近几年，市内学校的新生人数迅速下降，年轻人口迁移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年轻人买不起屋子又饱受堵车之苦，更被高屋租和低工资包夹，时间和金钱的消耗使剩余所得不增反减，生活素质变得恶劣。

政府目前打算兴建给年轻人购买的22万令吉以下房屋，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却毫无延续性质。长远而言，应把人口带回城内，在吉隆坡新街场、甘榜峇鲁及葛京路的新发展划出非商品化的廉价公屋供有需要的人申请，杜绝转售套利。在捷运站附近兴建供年轻人居住的房子，毕竟频繁乘搭公共交通的还是这群中低收入阶层，也可解决城市堵车问题。政府不能单凭没有土地为回避市内发展借口，事实上空间发展的潜力更应顺应当下需求和人口成长需要，而非盲目大兴商业办公楼却又导致供应过剩。

年轻人要求的只是合宜简单的居住空间、便捷的移动工具和公平合理的工资，一点也不过份。年轻人在城市倘若得不到足够的发挥空间，未能获得港人常言的“上游机会”，也就难以摆脱中低收入陷阱，更造成人才外流。所以，未来城市发展的政策导向应以年轻人为主，尤其青年占据了大马主要人口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