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在1956年提出的《拉萨报告书》原来已“年过半百”。

而在这半世纪内，全球环境早已千变万化，而《拉萨报告书》自采用至今，却一直没有因应时代变迁，进行重大检讨。

《拉萨报告书》是大马独立前的产物，由当时的教育部长阿都拉萨领军，探讨及确立一个各族皆能接受的教育政策。

其重要内容，包括提议政府将小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国民小学以及国民型小学；第二类是独立小学。

至于中学部份，报告书提出“学校可采用一种以上的教学媒介”，但也建议各源流学校须列英文和马来文为必修科目，采用共同内容的课程，参加共同考试，以培养共同的国家观念，形塑共同的政治认同。华文中学若不愿改制，则不获津贴，而成为独中。

明显可见，报告书显示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乃是建立一种全国性之国民教育。

《拉萨报告书》于1957年，被刚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采用，当中对华文教育的建议也被纳入1957年教育法令。

1961年，政府再推出《达立报告书》，建议以两种官方语文（马来文和英文）为教学媒介语。1961年国会通过《达立报告书》所建议的政策，制定1961年教育法令，强调“必须发展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教育制度”。母语教育自此命运多舛，也因而开始了一连串维护华教的长期努力。

在《拉萨报告书》之前，其实还有在殖民地时期所提出的《巴恩报告书》和《方吴报告书》。《巴恩报告书》建议“统一的教育”，逐步废除除马来文和英文以外的各族群方言学校。《方吴报告书》则呼吁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采宽大政策。

但在综合两份报告书意见后，中央教育咨讯委员会倾向《巴恩报告书》，建议设立国民学校制度。

由此可见，历史向来环环相扣，教育领域亦如是。《巴恩报告书》影响了后来的《拉萨报告书》以及《达立报告书》，也让教育洪流波涛不断。

如今，政府设委会检讨《拉萨报告书》，国家教育政策会否因此进行重大改革或检讨，犹是未知数，也言之过早。

只是，不管是从多元文化、族群的角度，抑或配合外头天翻地覆的变化，教育制度还是有必要与时并进。踏出第一步，总好过50年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