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终点出寻找“替罪羔羊”和“罪魁祸首”的方法：

“我们”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未来的方向何在，这些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必须为“我们”今天的苦难负起全责。那么“他们”是谁？显然，“他们”就是“非我族类”（not us）的人，是那些外来的陌生客，因为他们是外人，于是也就成为我们的敌人。如果在眼前、以往或观念上都找不到那些该死的外国人的影子，那么就得发明他们。不过，根本没有发明“他们”的必要，“他们”在我们的城市里随处可见，而且一眼就可认出。他们酿成公共危害，传播污染；他们不仅横行在国境之内，也超乎我们的控制之外；他们甚至仇视我们，轻视我们……“他们”始终是我们的邻居，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并存，属于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的独特之处，才会在今天变得这么衰落。

霍布斯鲍姆的上述描述，很明显是在指希特拉对犹太人的心态，但用来描述其他地区的种族主义，其实也大同小异，只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加以“在地化”和略微修改以便符合现实的政治需求。

在冷战年代，太多的是非公义价值观被“白色恐怖”所扭曲，上述“剧本”搬到东南亚，“排犹”+“反布尔什维克”被换成“排华”+“反共”，成为美西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用以操控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手段，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当地土著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

直到今天的马来西亚，这股肤浅愚昧但威力犹存的意识形态，在乡区的保守选民当中仍然大有市场。诸如“滚回XX国”、“关闭其他源流学校”、“不要挑战我们的宗教”等排外刺耳言论，这些寻找“假想敌”的周期性轮回循环的套路，肯定是临近执政党党选前夕的“必备剧目”。

出路何在？在一个尚未摆脱殖民主子意识形态、还未进入后殖民时代的国家里头，加强各弱势群体的历史研究，重写本身的历史，虽说这种“文化反攻”从“量变到质变”还需要相当长远的过程，但是，提倡更多的“小叙事”以对抗“主流叙事”，找回湮没在东方文本之下的历史经验，并赋予新的意义，对于解构现实中存在的文化及话语霸权，以建立弱者本身的文化主体性，朝向更长远的建构多元一体、共存共荣的马来西亚人主体，仍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