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占领运动最大的意义，除了退回服贸、推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并代表新一代的公民精神之外，是打开了台湾社会的公共辩论。

这场运动其实是累积了过去几年的青年运动和社会运动能量，是新一代青年对于政党主导的代议政治的无奈，对于过去20年台湾累积的社会不平等和马政府的新发展主义的不满，以及对于台湾和中国日益整合的焦虑与不安。

只是，当议场与街道上的激情结束之后，这些能量该如何深化/转化呢？至少，他们必须在两个面向打开新的想像。

一、打开对于两岸关系的新想像。

台湾和中国互动的架构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面临的最大功课，但是我们对于中国大陆却长久以来太不了解、也缺乏好奇。

服贸协定当然对台湾有深远影响，但在这场抗议运动之前，一般民众却很少关心，直到这场占领运动才让相关议题进入公共领域，唤起了公众关注，并开启了对于两岸政策的公共辩论。这是运动的重要贡献。

反服贸运动的核心理念，或者参与的青年们，基本上并不是“反中”，也不是反对两岸往来，但他们确实对于马政府急速推动两岸整合深感不安与不满。此外，在二十多天的太阳花学运过程中，有大量对于服贸、对于中国的论述与分析被生产出来。这些不安与焦虑、论述与批评当然大多是真实的，但也有不少误解与不必要的恐惧。这是台湾社会长久以来对中国认识的失语与空白，而这既是由于台湾媒体的苍白与贫血，也是来自于蓝绿意识型态对中国的传统想像──大陆不是被视为利益的乐园，就是威胁的怪兽。这是吴介民教授所说的传统两种中国想像。

事实是，中国社会可能比大多数人认为的开放多元，而中共政权也比大多数人所认识的更残酷。例如，在关于服贸的讨论中，不少人提到所有中国媒体、出版都是官方喉舌，但实情却远比这个复杂。虽然所有中国媒体几乎都是属于官方，言论自由也受到限制，但这不代表他们内容都是“为党宣传”；相反的，许多“市场化”媒体是在红线内尽可能去呈现社会真实──当然，这两年对言论管制越来越严，空间越来越小。

然而，在后太阳花学运的氛围中，反中和恐中的气氛确实可能越来越强，可能让公共辩论从“打开”走向“封闭”。台湾大部份人都同意我们不该“逢中必反”，但对于什么该反，什么该挡，什么该促进，正是应该在台湾内部透过更多的公共讨论与对话，去累积台湾做为一个政治社群要如何和中国互动的共识。（例如此前对于陆生健保的讨论就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不同身份的大陆人，以及我们做为一个共同体在不同层次上的边界。）

其二，打开台湾的新政治想像。

太阳花学运是台湾新世代的新价值的展现，并可能是民主化以来第一代没有蓝绿包袱的一代新公民──这不是说他们没有蓝绿政治立场，而是他们的政党认同或者对政治偶像的情感较低，他们也厌倦了传统蓝绿政治想像。

问题是，他们是否能真正改变既有的政治格局与陈旧的政治想像。尤其年底即将举行七合一选举，如果仍然只是传统的蓝绿对峙格局，而欠缺新的论述、候选人或想像，那么这股新爆发的社会能量可能会在旧政治中逐渐耗尽。

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佛里德曼最近写文章《广场人怎样从颠覆走向重建》讨论这个类似的问题。所谓“广场人”（这位专栏作家一向善于创造概念），指的是一群新近集结起来的中产阶级人士，从开罗到基辅，从伊斯坦布尔到德黑兰，从突尼斯到莫斯科，他们聚集在广场上，要求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更好的政府治理。“接下来最需要关注的是，哪些广场人能从颠覆走向建构——可以利用其追随者的能量和初生的渴望，把它们变成政党、选举和善政。”

他说，“无法把自己的雄心壮志变成能够赢得选举然后执政的政党，这是广场人的致命弱点——无论是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还是在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

另一位美国知名的政策专家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也在《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为文《为何街头抗议无用》：“通过Twitter、Facebook或简讯呼吁抗议肯定会吸引很多人，尤其是为了反对某种东西的时候——任何东西，真的，只要是让我们愤怒的。问题是，在游行之后会发生什么。……在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的背后，很少有着一个运转良好的、更加长期的组织，能够跟进抗议者的诉求，承担复杂的、面对面的、枯燥的政治工作，而这些工作才会为政府带来真正的改变。”

回到台湾，运动者当然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占领之后纷纷成立各种组织继续前进，除了学生组织，本周民间团体也开始推动新宪运动。

这些运动都希望承继新的社会能量，提出新的政治论述，形成有力的新政治运动。

另一方面，重新担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也企图要接收这股能量，但民进党的既有理念与体质能否真的和这股社会力量对话，也令人怀疑。

2012年大选，小英以公平正义作为主轴，是台湾政党竞争主轴的一次重要突破──民主化后台湾的主流政治论述就是“拼经济”和“拼本土”，而没有“拼正义”──只是最终仍不敌九二共识以及国民党的企业牌。在那次选举中，人民选择了经济利益大于公平正义。

那么下一次呢？如果这次太阳花运动，是新世代后物质主义价值的逆袭，是他们对中国与台湾日益接近的担忧更甚于于对经济成长或竞争力的追求，那么下一次选举以及此后，这个新世代与新价值将可能改变台湾的政治想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