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2013-05-24 12:35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太史公云:“狂夫之言,圣人择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说,“公众舆论最不值得重视,也最必须重视。其中既有绝对的谬误,又有绝对的真理。不藐视舆论就不能成就大事。但公众舆论中那种实体性的东西,则体现着历史的绝对意志。真正的伟人,必须善于鉴别公众舆论中什么东西无价值和什么东西必须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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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说明了,在兼听和偏听的听的过程中,决策者对它必然将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鉴别、审析、判断及取决”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性的环节。其个中道理,人所共知,无须赘述。

历史上,就曾有许多所谓清谈误国误事贻害无穷的惨痛教训和事例,它仍然墨审未干,记忆犹新,不得不叫人有所警醒、警戒。君不见多年前“在中国改革大政中,曾出现某些‘知识贵族’们,在并未深入了解、洞察中国国情、社会实际──其实他们中有的是深悉国情的,仅从洋书中搬出一套套‘宏、微’大计的改革清谈大论。当年,这些清谈大论者有一共同特征,即笔下特多新、怪、洋之名词。他们尤善于将平常事物,论说得连专家也不懂,于是令人莫测其高深。其实纸上谈兵何易,设计空中楼阁更不难。但是一旦付诸实践,却往往碰壁,以失败告终”。

一旦失败,“他们却不去反思中国国情及自己之理论错误,反而破口大骂中国国民之民族性的不是,其言论之轻率和思维之浮躁,真叫人瞠目结舌。”这是当年人们喻之为“中国戈尔巴乔夫”时期与“知识贵族”飞扬跋扈时“偏听”出现的恶果及乱象之一。

而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博士曾发表的一番高见,是十分精辟剔透的,理应受到重视。他说,“权力、经济要承担公共责任,知识分子也要承担公共责任。公共知识分子要讲自己的公共责任,所以自律还是需要的,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讲的。学者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的职责是把病医好,这是底线。把病医好,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来理解病人,理解这个病。学者也一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是要看到并诊疗这些问题、思考怎样把问题改造好,而不能乱说话;乱说话就把病人医死了。”

所以,他说,在知识分子没做好的情况下,大家都抢着去做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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