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云：“狂夫之言，圣人择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说，“公众舆论最不值得重视，也最必须重视。其中既有绝对的谬误，又有绝对的真理。不藐视舆论就不能成就大事。但公众舆论中那种实体性的东西，则体现着历史的绝对意志。真正的伟人，必须善于鉴别公众舆论中什么东西无价值和什么东西必须给予重视。”

显然，这说明了，在兼听和偏听的听的过程中，决策者对它必然将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鉴别、审析、判断及取决”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性的环节。其个中道理，人所共知，无须赘述。

历史上，就曾有许多所谓清谈误国误事贻害无穷的惨痛教训和事例，它仍然墨审未干，记忆犹新，不得不叫人有所警醒、警戒。君不见多年前“在中国改革大政中，曾出现某些‘知识贵族’们，在并未深入了解、洞察中国国情、社会实际──其实他们中有的是深悉国情的，仅从洋书中搬出一套套‘宏、微’大计的改革清谈大论。当年，这些清谈大论者有一共同特征，即笔下特多新、怪、洋之名词。他们尤善于将平常事物，论说得连专家也不懂，于是令人莫测其高深。其实纸上谈兵何易，设计空中楼阁更不难。但是一旦付诸实践，却往往碰壁，以失败告终”。

一旦失败，“他们却不去反思中国国情及自己之理论错误，反而破口大骂中国国民之民族性的不是，其言论之轻率和思维之浮躁，真叫人瞠目结舌。”这是当年人们喻之为“中国戈尔巴乔夫”时期与“知识贵族”飞扬跋扈时“偏听”出现的恶果及乱象之一。

而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博士曾发表的一番高见，是十分精辟剔透的，理应受到重视。他说，“权力、经济要承担公共责任，知识分子也要承担公共责任。公共知识分子要讲自己的公共责任，所以自律还是需要的，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讲的。学者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的职责是把病医好，这是底线。把病医好，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来理解病人，理解这个病。学者也一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是要看到并诊疗这些问题、思考怎样把问题改造好，而不能乱说话；乱说话就把病人医死了。”

所以，他说，在知识分子没做好的情况下，大家都抢着去做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