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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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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洁盈 / 世俗禁忌下的波涛暗涌
耽美文学流行于世，同志文学由来已久，但多数为海外著作。本地的同志小说，你看过吗？本书集合两位作者的作品，《仰光系列》收录11篇由棋子所写的马来西亚同志短篇小说，《背光系列》诗集由无花写作，两人在2017年合作出版，书名源自缅甸的古都“仰光”。 在马来西亚，同性恋群体犹如“房间里的大象”。他们无法公布于众，不能为自己的身分骄傲，只能乔装打扮，隐去姓名，淹没于时代的洪涛。马华同志文学经常反映同性恋遭遇的现实和困境，没有耽美文学的“美”和“梦幻”，有的只是苦甜共存的心酸。 《仰光》系列小说的人物，他们不是成功人士，或名门贵族，而是生于边缘的普通人；〈最痛的痛〉因邻居报复而患上HIV病毒的主人公；〈美距〉得不到喜爱之人回应的泰国之旅；〈近黄昏〉画家与富翁老人的忘年恋；〈FAHAM〉佛教与伊斯兰教碰撞出的火花；〈仰光〉华人与马来人的跨国思念之情；家庭、文化、宗教、政治，时代背景等等，都可能成为同性恋人爱而不得的因素，加上马来西亚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小说蒙上一股浓厚的南洋色彩。每一篇短篇小说，仿佛在回望不同普通人的人生，他们没有主角光环，我们犹如生命中的过客，了解他们曾经历的惊心动魄的爱恋。 现实的残酷与无奈，在世俗禁忌下流动着波涛暗涌的情欲。 《背光》里，月亮、黑夜、咖啡、梦境等等都化为同性之爱美好的寓意和象征，一首首情诗包裹着炽热滚烫的爱意。无花不强调性别特征，只有“你”和“我”，人人都可以成为无花情诗的主人公，暂时忘掉世俗的眼光与条框，就像是回到原始社会，没有道德与边界，有的只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隐晦模糊的欲望。“倘若这已是一生当中／一段无法追溯的憾事／我将竭尽全力谱写一首诗歌／悼念你和荒唐的自己”——这几句出自〈前传〉的情诗，没有一个“爱”字，却仿佛写出许多同性恋人无法白头偕老的遗憾。 女性角色形象贬义化 除了棋子和无花的作品，《仰光》还收录一篇许通元的论文：〈龙凤书到同志核心：跋《仰光》／《背光》〉学术化的评价两位作者的叙事手法，也讨论马华同志文学的特色和发展。许通元是马华同志文学的重要人物，他曾主编、写作许多同志文学主题的期刊和小说，能在这本书看到许通元的身影，并不意外。 虽说《仰光》易读，文字凄美，但阅读时心中不知不觉浮现一个问题——小说大多以男同性恋视角展开，女性角色多数为男同性恋的妻子和妈妈，黄脸婆、固执传统、边缘化等等，单薄、贬义化的形象。同样是性少数群体，女同性恋的刻画少之又少，这能不能算是马华同志文学的局限呢？不过，马华同志文学能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期待越来越多的本地作家能参与其中，添上隆重精彩的一笔。
2年前
曾真 / 养育“性別不一致”的孩子
关于教养的书市面上很多，但我二话不说买下这本《家有彩虹男孩》。为什么？因为生活中遇见过为此痛哭的孩子和彷徨忧虑的父母。 这是美国第一本以母亲（Lori Duron，洛莉·杜隆）身分与角度来描写养育“性别不一致”（gender nonconforming）孩子的回忆录。 这母亲有两个儿子。5岁弟弟希杰喜欢女孩的东西，希望被当作女孩。早在孩子一岁半左右，这样的倾向已出现，两岁半第一次与芭比娃娃相遇更是天雷勾动地火，希杰宛如找到了真爱与热情。随着年龄增长，他要求办公主生日派对，开始装扮与穿裙……可想而知，在LGBTQ仍被当作是病态与不正常人格，甚至遭到霸凌和杀害的歧视社会中，父母从无法接受，不断找寻“为什么是我”，一直到踏实地承认与接纳，过程中承受多少不安、焦虑、愤怒和害怕。 书中提到一些调查及数据：八成LGBTQ学生曾遭语言骚扰，近四成遭肢体骚扰，二成遭肢体攻击。LGBTQ孩子有着极高的自杀未遂比例，得忧郁症、滥用药物和从事不安全性行为的几率比别人高出3至6倍。看着这些讯息，若你的孩子有性别不一致的倾向，能不担心吗？ 洛莉向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儿子的行为却让她开始摇摆。庆幸的是她懂得尊重与沟通，不打击孩子价值和自信。她说：“家，绝对必须是不让孩子感到恐惧的地方。”于是，当精神科医师要求她填写“性偏差”检测表、知名心理教育家说出：“你是个失败的父母，你该明确引导儿子，不该做出徒增困惑的行为；支持他，除了使用女生的东西。”洛莉下定决心：自己成为孩子的专家！她不断学习与跨性别相关的知识、开始写教养部落格、主动与学校老师沟通、寻求能真正协助自己的各种支援。一路走来遭到很多鄙夷仇恨的眼光、唾骂，甚至怀疑她的动机（想借此成名）。更糟的是，希杰的哥哥因弟弟女性化的行为而被同学嘲笑霸凌，这是洛莉没预料到的。为大儿子发声与终止霸凌的过程，更坚定了全家人的心。哥哥越来越懂得爱护和保护弟弟，弟弟也越来越能展现自己，能明确提出自己的期望与要求。洛莉说：“希杰在性别光谱间游走，那是一团混乱或是一道彩虹，端看你怎么看。”她也说：“ 我必须爱孩子，而不是改变他来符合我或社会的期待。这对许多人来说或许是难接受的新观念，但我必须挺身而出。” 其实洛莉的哥哥也是同性恋，小时候哥哥活得快喘不过气，得隐藏自己、觉得丢人，只因自己娘娘腔。这些经历和感受洛莉都懂，她不要重蹈复辙。娘家的支持，与夫家公婆愿意学着接受孙子与媳妇，逐渐成为盟友，甚至主动帮助争取LGBTQ权利，这一切让洛莉觉得“全家出柜”让他们失去不少朋友，但留下来的绝对是更值得的朋友。 你知道吗？世界超过百分之三的人口属于LGBTQ族群，这表示30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是。诚心希望更多类似的家庭可以在教养性别不一致孩子的过程中，如作者这样活得更自在。也希望更多人有所意识，别因恐惧而伤害了他人，尤其最爱的人。
2年前
杨焌恒（怡保）/疫情中的性倾向歧视
当初第一宗爱滋病的病例于1980年出现在旧金山市的时候，美国社会出现一股“恐同”热潮。这股集体恐惧症的缘由来自美国当局和医疗精英以“男同性恋免疫缺乏症”（Gay-related Immunity Deficiency）来称呼这种前所未见的传染病。与此同时，以天主教为主的美国宗教团体开始“妖魔化”这个疾病，自此爱滋病患者开始遭受社会极度异样的眼光。 安东尼·佩特罗（AnthonyM.Petro）在他的著作《神的愤怒：爱滋病、性取向和美国信仰》一书中，一针见血地剖析爱滋病患者在美国社会遇到的困境。除了在医疗上面对的技术问题，患者还要承受各种社会压力。爱滋病一开始是在男同志群体之中互相传染，其中的原因被认为是不安全性行为所造成的。对此，宗教团体迅速将爱滋病定义为上帝惩罚同性恋者的疾病。 不久，社会开始出现与男同志群体没有关联的爱滋病患者，比如共享不干净针筒的吸毒者、被伴侣传染的女性，以及在母胎就受感染的孩子。即便如此，这些患者依然遭受很严重的歧视眼光。人们应该察觉到爱滋病毒并非如宗教团体所说的，是上帝惩罚男同志的疾病。然而，一些宗教团体为了维护宗教界颜面，竟然表明美国社会包容男同志，因此遭受上帝的全面惩罚。可想而知，这番言论引起了知识分子和无神论者的激烈反弹。 作者梳理从发现第一宗爱滋病病例到美国政府、宗教团体和民间团体如何应对这波新世纪的疫情。宗教团体“妖魔化”爱滋病和爱滋病病患的论述，想当然耳引起民间团体的极度不满，以至于在后期演变成以ACT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中译名为爱滋病释放力量联盟）主导的“阻止教堂”（Stop the Church）抗议活动。尽管过程中抗议分子干扰教堂仪式的过激行为备受争议，这项活动最终成功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注。日后男同志的人权获得公平对待，很大程度上是获益于这场抗议活动。 上帝惩罚同性恋群体？ 人们对待疾病总会有莫名的诠释。18世纪后期的欧洲社会视结核病为浪漫主义的“灵魂病”，而把侵入体内导致内部溃烂的癌症视作比较低等的“身体病”。即使医疗科学越来越进步的今天，人们依旧动辄诠释一种疾病背后所蕴藏的意义或者宗教上的“真理”。以2019年底暴发的冠病为例，网络上尤见于本地友族同胞转发的脸书贴文，不乏“这个病毒是上帝针对同性恋群体的惩罚”之类的论述。这套论述的逻辑固然是多么的荒诞，但是看到相关贴文底下的点赞数和转发数，本人还是不禁感到战栗。 宗教人士基于经文的教义而唾弃同性恋群体是个人信仰的自由。但若假借上帝之名义来谴责（或者嘲讽）特定群体罪有应得的行为，无异于对病患雪上加霜，更有羞辱宗教名声的嫌疑。发现爱滋病的40年后，Covid-19的崛起或许是让全世界的人们重新思考本身的宗教和道德立场。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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