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名作家琼瑶本月12日在脸书贴了一篇长文《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一封公开信》，文中除了表达她个人支持安乐死，还叮嘱儿子和媳妇，自己已活到79岁，若不幸得了重病，她绝不动大手术，也拒绝所有急救措施。

“帮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着，意义重大。”琼瑶的贴文在网络很快掀起疯传的效应，看来“有尊严的死去”是医学发达的今天，很多人渴求，却不敢像琼瑶般公开宣告。

“科技发达的今天，医生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这段话，让我读了不禁莞尔，现代人追求的不是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而是面对死神招手时，虽然对死亡心存畏惧，仍盼望这一天到来时，自己能走得潇洒，死得洒脱，也就是求个“好死”！

最近两个亲人相隔不到24小时撒手归西，一个是92岁高龄，在器官逐日哀竭下，呼吸在无生无息中骤然停止。另一个亲人才开始化疗，却在家人猝不及防下，瞌眼休息时却从此不再醒来。肉体没有承受巨大疼痛的啃噬，也没有面黄肌瘦被折腾得不成人形，当生命在呼与吸之间选择自无平静地戛然而止，以不惊扰世界的方式，静悄悄地告别，这何尝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幸福”？

我也曾经有过千方百计想要把一个心脏病病发导致脑部重度受损的至亲，从死亡边缘拉回的经验，但是从他病发倒下的一刻，间中除了偶有睁眼，亲人呼唤时流泪，眼珠时而转动的反应之外，历经半年卧床，需要家人全天候照料，只能靠鼻管喂食的非人生活，终究还是败给了细菌大军，回返天家。偶尔回想起这段拜托医生陪病人坐救护车，从诗巫载到古晋抢救而走了四百多公里的路程，我当时笃定抱持“生命面前，永不言弃”的信念，究竟是对还是错？我抢救的究竟是一条生命，还是一具皮囊？

在加护病房内，目睹全身插满各类管子，或是为了挣一口气活下去而必须插管或气切的病人，因药物关系而无意识地昏睡，陪伴他们的除了冰冷的医疗仪器，还有各种仪器发出的规律声音，我也曾经怀疑，这些病人盼望的是奇迹的来临，还是无奈被动等到气息渐弱，生命归零的那一天到来。

“医生，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全力救我的家人…………”这样的对白不是只出现在电视剧或电影的情节，而是在亲人处于生死边缘时，很多人都会眼眶含泪，拉着医护人员的手，脱口说出的一句话。因为不愿（或是不敢）面对死亡或带来无止境的悲伤，不愿接受生命有生亦有死的定律，在不愿轻易放手的背后，究竟是爱，还是有不欲自己承受伤痛的私欲？

从出生开始，我们除了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面临不同的抉择，也被教晓必须在不同的时候做不同的人生规划，唯独面对死亡这回事，是羞于启齿，也或是忌讳，我们从来不会对身后事预先规划，更甭说是像琼瑶等这般拥有豁达生命观的人，预先提示若有朝一日面对不测，坚持要死得有尊严，而不是死去前，还得经历种种无效医疗的痛苦折磨。

在台湾，民众可通过签署“预立安宁缓和医疗暨维生医疗抉择意愿书”选择自己想要的医疗方式，决定人生的善终。在马来西亚，虽然没有类似的意愿书让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最后一程，做最后一次的主，但是却可以从改变观念开始，在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个先到的无常中，把想说的话，想交代的事都一一先写下，让自己了无遗憾的走，也是让至爱的家人在那一天到来时，不至于方寸大乱。

台湾《天下杂志》曾在两年前专题报道有关善终的课题，当中专访时任立委田秋堇的内容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田秋堇的父亲七八年在床榻上靠戴呼吸器、装鼻管和导尿管苟活，想起父亲在世时求死不得又得与生命顽强抗衡的痛苦，她的忠告是：“不要为了一时不忍，勉强留住所爱的人。”

琼瑶说，她死后不发丧，不要一切的宗教仪式，化灰后要当春泥更护花，因为生者的虚荣对死后的她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自认思想没有琼瑶这般“前卫”，但也不愿有点走到依靠仪器来无意义地延续生命，在好死和歹活中，我当然选择前者。

长期推动生死学教育的罗耀明老师鼓励我把“死随念”放在心上，这不是鼓吹悲观的念头，而是当你把“死”放在心上，你得到的是珍惜，学习到的是舍弃和放下，当生命走向终结，也能好好说再见。

善终，是对生命最后，亦是最美好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