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与日本反战人士高岛伸欣、不叻士日治时期的幸存者郑来，三老在申达央义山公祭二战时期惨遭日军杀害的华族纪念碑。当年日军在森州滥杀无辜，以知知港余朗朗村于1942年3月18日惨遭清乡之最，全村被杀光、烧光；事后统计，全村被杀的无辜村民，包括妇孺老弱在内，共有1474人遇害。

我们三人在公祭时，猛然让我想起一位当年亲眼目击日军残杀村民的人民抗日军副司令萧斯科，倘使他仍在世，就让我们4人能够共聚，参与公祭，那是多有意义的事。

屠杀事件发生时，萧斯科副司令率领一小股人民抗日军，匿藏在知知港山顶，他们亲眼目睹日军在余朗朗的暴行，无奈日军人数众多，他们无法下山援助。

日军战败投降后，萧斯科率领抗日军下山，却被英殖民地方政府扣留，由于英政府与抗日军（后为马共）谈判破裂，英政府给萧斯科两条路选择，一是向政府投诚，被政治部安排高职，二是被遣返回中国。

萧斯科毫不犹豫的选择回到中国，于是他在50年代初，就与夫人陈金凤一同离开马来亚，他俩都是知知港人。

50余年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马中探亲政策放宽，身份特殊的萧斯科也在90年代回到马来西亚，探访亲友及和知知港的旧战友，重逢话旧。

我能和萧斯科见面，应该感谢一位已经离世的老友李校长，他和萧斯科有亲属关系，他希望我能够采访这位身份特殊的人物。起初，他有点抗拒，最后在李校长的劝服下，决定与我相会。

他少提及在中国的生活情景，仅知道他是在日治时期，日军在余朗朗大屠杀的目击者。当时我问及他率领的抗日军为何不下山拯救村民时，他长叹一声说：我们不是不想救人，只是当时只有20余人，真的无能为力啊。

“20多支旧枪，如何与百余名兵强马壮的日军对抗呢？我们若下山，只有一起牺牲。”

无论如何，在日军理离开后面他们奔下山，将一些仍有气息的村民带上山，不过仍有部份获救的村民因为缺乏药物治疗，最终也重伤而逝。

他说，永远难以忘记发生在余朗朗的大屠杀事件，并对日军的暴行咬牙切齿，在芙蓉逗留的期间，他也翻阅森华堂那本“日治时期的森州华裔蒙难史”，对书中许多情节不苟赞同。

尤其是那张余朗朗屠杀的地点草图，他更摇头兴叹指，错误百出。

访问萧斯科的文章，曾经在某报全版刊登。他返回中国前，希望我有机会到广州见面；不久，他由中国寄来包裹有不少资料，包裹是寄送给李校长。

我通知李校长声称会在周六见他，可是不料，李校长竟然骤逝了，我至今都未见到该包裹，而萧斯科也在多年前与世长辞。

他两人留给我，毕生难忘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