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31日讯）“我死之后，如果下一世投胎做人，做什么好呢？我说还是做新闻工作”。

刚刚病逝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本名查良镛）也是一代报人，在风云不定的上世纪60年代，他创办香港《明报》，坚持“文人办报”，使《明报》在数十年间成为香港政经界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报章。他“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也留下一个报坛传奇。

难忍左派控制自行办报

曾在《大公报》工作的查良镛当年忍受不了左派思想控制，出资8万元（港币，下同），加上同学沈宝新的2万元，决意自行试办报刊，另聘请潘粤生等两名职员，4人合力经营，但查沈一开始并不打算发行报纸，而是计划出版武侠小说杂志《野马》。

《野马》是明报前身，打算以自己的小说大赚特赚，但由于获知杂志不及报纸易赚钱，所以出版前两三个月改变计划，发行报纸，取名明报，取其“明辨是非”之意。

查并邀请书法家王植波写下报头“明报”两字。第一份明报于1959年5月20日出版；《明报》起初属小报，靠马经及武侠小说招徕，销量只有约1000份。

因查良镛于左报出身，明报甫面世即被外间认定为左报。查良镛一直想将明报摆脱左报形象。

1962年5月，内地发起大跃进运动，大批难民涌入香港，明报详尽深入报道，逐渐建立了报纸风格，销量亦上升至5万份。

曾收到炸弹邮包恐吓

但查良镛笔下的社评和左报爆发笔战，查良镛甚至曾收到炸弹邮包的死亡恐吓，当时警方政治部需对他提供24小时保护，而他每次坐车外出时，都用不同的假车牌，以避开跟踪。

文革期间中国对外封锁，《明报》全力挖掘中国新闻，经常爆内幕消息，包括独家报道华国锋获毛泽东一句“你办事，我放心”，钦点接任总书记，轰动一时。

此外，查良镛对副刊亦非常重视，专栏作家均经他亲自拍板选用，倪匡、亦舒、黄沾等知名作家辈出。他1962年6月在《明报》副刊开设“自由谈”，欢迎任何人投稿，题材不限，包括讨论中共、文化、教育、学术等，成功提升报格，吸引不少知识分子投稿，使明报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的小报，升格为一份文人报纸。

在报业取得成功的查良镛大展拳脚，另开办两份刊物，赚取名利。《明报月刊》1966年1月创刊，发刊词写明希望作为“海外华人沟通心声的一个桥梁”，在海外知识分子间取得良好反应，并获得国际名声。《明报周刊》则于1968年11月创刊，以软性时事为主，为查赚取丰厚盈利，不少人更加以仿效，开创娱乐周刊先河。查又于1969年创办《明报晚报》。

查良镛的媒体王国开始成形，他1967年与新加坡商人合办《新明日报》，又把业务由新闻传媒扩充至出版业，于1986年创立明报出版社及明窗出版社，出版消闲书籍为主，以“卫斯理科幻系列”最脍炙人口。

1989年，查良镛开始逐步退出明报管理层，至1994年辞任名誉主席，明报近35年的“查良镛时代”宣告结束。查回顾报业一生时曾说“明报是我的毕生事业与声誉”，更形容“明报是我的孩子”。他生前也曾说过“办报纸能像我这样（出色）的人很少，未必人人有我的本事办得这么好”。

金庸日写武侠小说，晚撰时事评论，他曾自豪地说凭其风行的小说，明报于创刊半年达收支平衡。“文人办报”的成功模式令他日后坐拥逾10亿元身家，被形容为中国首位“以文致富”的作家。

媒体人：意见前卫开放

查良镛在香港媒体界举足轻重，资深传媒人郑明仁称，60、70年代新闻系毕业生都希望加入《明报》，“觉得好威风”，而《明报》文人办报的风格，亦吸引人才投效。

但郑称，查良镛用钱较保守，稿费和记者工资偏低，但查曾拒绝左派的金钱。《明报》人才辈出，有“香江第一健笔”之称的林行止曾于《明报晚报》工作，更受查鼓励赴英求学。

从金庸手中接棒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的潘耀明说，金庸是成功的企业家、报人和作家。

在潘耀明眼中，查良镛处事认真，每篇稿坚持要校对5次；也好学不倦，经常书不离手。

共事多年，他认为，查良镛94岁高龄福寿全归，名垂千古，已不枉此生。

资深传媒人、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查良镛在大环境下令国内开放，形容其意见“前卫开放”，更被时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鲁平视为民主派。

浸大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则表示，欣赏80年代前的查良镛，有风骨，示范了报人风范，撇除党派利益报道中国新闻，营运上主张立体发展，是划时代做法。

资深传媒人李慧玲80年代初《明报》任记者，正值香港前途谈判，有不少机会采访时任《基本法》起草委员的金庸，“他对记者好友善，有问必答”。外界对金庸的政见毁誉参半，李慧玲认为他作为报人，值得后世怀念，“他坚持报纸系公器，作为舆论工具，希望影响政府政策，而不是好像现在好多媒体老板，以经营媒体向当权者献媚”。

敢言社评屡掀争议

创办《明报》的查良镛（金庸）曾为明报撰写社评多年，谈论政治时就如其笔下大侠般的性情中人，他于1964年在社评批评中共“制造核弹有害人类，何光荣之有？”引来5份左报围攻，查良镛连出26篇文章和社论向《大公报》“讨教”。

1967年5月17日，明报就六七暴动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动〉的社评，强烈反对以暴力解决纠纷。这段期间，查在社论对暴徒口诛笔伐。斗委会将他列为十大汉奸之一，谑称为“豺狼镛”。

文化大革命后，查良镛于1981年7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接见，更从论政角色走入政坛，成为23名基本法香港草委之一，担任“政治体制专题小组”港方召集人。

1988年，他与查济民提出关于1997年后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安排的“双查方案”，其中提出在第三任行政长官任内，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第四任行政长官是否以普选产生，以及第五届以后的立法会是否全面直选。

他其后在明报发表〈没有一国的行政首长是直选产生〉的社评辩护，惟方案被指阻碍民主发展，引发大专生到报社门外焚烧明报报章抗议。

当时投下反对票的民主党创党主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李柱铭于商台节目《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表示，当时对查良镛提出这个极保守的建议感到十分痛心，但现在回头一看，才在明白查良镛有“高度智慧”，他指若“双查方案”最终落实，香港可能已有民主。

1989年中国爆发民运，北京于5月20日颁布戒严，查良镛毅然辞去基本法草委，他其后在电视访问提及六四事件时更洒泪，表明个人对中央政权由“远而敬之”变为“远而避之”。

从善如流愿考虑读者意见
15部作品多番修改

金庸1972年写完最后一部《鹿鼎记》，其后用10年修改作品，从情节、字句和人物关系都有变动。金庸在2002年起再次修改作品，希望可以改得自然一些，例如新版《天龙八部》的段誉不再一直痴恋王语嫣；《神雕侠侣》的尹志平改名为“甄志丙”，因为历史上确有尹志平其人，改名以免有损先贤形象。

金庸在2002年曾接受媒体访问，解释随着年月过去，看事物亦有不同，“我翻看自己的小说，好多地方都见到无巧不成书。有时情节上太多巧合了，人生不会有这样多的巧合，我希望改得自然一些。”作家倪匡赞扬金庸非常用心修改作品，“一遍改、两遍改、三遍改，而且广收意见。”

不过，倪匡亦曾试过被金庸“删稿”。1963年，天龙八部于明报连载，当时有一个月金庸因外访离港，请来好友倪匡代笔，倪匡由于“讨厌”阿紫，故此写到慕容复与丁春秋大战时，把阿紫双眼弄瞎。十几年后的合订本，金庸做了改动，虽保留了阿紫双眼盲了的情节，却补上了最后被虚竹治好。

金庸在修改时的确考虑读者意见，例如他曾计划将《鹿鼎记》韦小宝的老婆由7个变4个，韦小宝结局落得钱财尽失，但收到读者反对后放弃。

旧版金庸小说有价有市

2015年有拍卖公司拍卖11套第一版和第二版小说，拍卖底价高达2万元（港币，下同）。资深传媒人郑明仁早前称，有金迷60年代起把报纸连载的《倚天屠龙记》剪存集合成9本小册子，最近推出拍卖以11.5万元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