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6月4日，总能在各媒体的版面上看见“勿忘六四”4个字。尽管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六四”的阴影依旧缠绕在中国身上，每年总会被狠狠鞭笞一回，提醒她勿忘旧事。

1989年6月3日晚上10时，天安门广场响起一记枪声，让世界从此将中国钉在一根叫“践踏民主”的耻辱柱上。

当时的中国跟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差，翻开30年前的报章，泛黄的纸张上是这么描绘当晚的情况：

人民解放军展开清扫广场行动，以装甲车清除群众设立之路障，武装部队在战车和装甲车开道下，向天安门前进，并开火向群众和学生扫射，伤亡人数迅速增加。群众以石块、棍棒反击，部分士兵被包围痛殴；

6月4日凌晨1时：2辆共军装甲运兵车从天安门广场两侧冲向广场内群众，压死市民，引起公愤争相追逐。车内士兵被拖出殴打，民众泼油烧车引发爆炸；

凌晨2时，部队从北大、颐和园、公主坟、人民大会堂等地向天安门广场推进，见到民众立刻开枪射击；

凌晨2时45分：中国当局在电视宣布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叛变”，并称数千武警和士兵死伤，同时军队和民众不断在各处发生冲突，有人看到一个约2万部队的装甲师由东面进城。广场上有群众纵火焚烧公安部建筑；

凌晨3时：天安门广场由戒严部队接管；

清晨4时：侯德健等人为维护学生和群众生命，与共军协商，愿意和平退出广场；

清晨5时：城南传出大炮射击声，此时军队已控制天安门广场，学生们含泪撤离，撤退时又有7名学生被在后催赶的战车压死；

清晨5时50分：北京市区秩序失控，情绪激动的民众焚烧公车、砸破商店陈设，部队和武装公安人员四出制止；

早上10时后：长安大街上军队以机枪扫射群众，数十人中弹倒地。

光是看这事件进展表，字字句句已触目惊心，更勿论当时仍没有尺寸限制，一张又一张血淋淋的照片。

究竟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数有多少？至今依然没有标准答案，中国官方的数字是二百余人以及数十名安保人员，而英美两国的解密档案中，死亡人数则是逾万人。

但无论死伤多少，中共政府暴力镇压学运分子一事已成拥戴民主和自由的人们心中永远过不去的坎，于是自1990年开始，每年的6月4日香港维园均会举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悼念活动，出席者可达7万至10万人；脸书或社交媒体上在这一日总是能看到许多“平反六四”，“民主自由”等相关贴文浮现。

但对此，文史工作者舒庆祥却有不同的看法，历史仿佛换了一层面貌。

“镇压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舒庆祥说。

今年76岁的舒庆祥，1989年时还是一名媒体从业员，当六四事件从遥远的中国传来，他的第一反应并非震惊或愤怒，而是认为要冷静看待。

“当时没有网络，没有像现在发达，我们只能通过报章、电台和电视台接收资讯。我国的电视台较少报道六四的相关新闻，反而是新加坡的电视台在晚上会播放一些特辑，而且比较中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真相。”

与其说是“真相”，不如说“中立”能让他较靠近事实的全貌，他认为在当下所接收到并且一面倒的讯息是来自西方国家、港台，因此更要冷静判断到底发生什么事。

“在了解经过后，就知道这是在中国发生的一场民间对抗政府的重大政治风波。”

为何他将六四事件称为政治风波，而非学生运动？我不禁提出这个疑问。于是，他便从“十年浩劫”文革结束说起。

“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各种西方港台的学说和思潮涌入，与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生碰撞。所以当时不仅是学生，还有许多政治人物也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

他还记得当时有一部中国电视剧甚至宣扬西方式的民主，可见那时候中国有不少人鼓动要走上新的道路，学生就是受到最直接影响的一群人。

“六四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很复杂的，十年浩劫过去后，中国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动乱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学生上课的问题、民生问题、共产党内的贪污腐败严重等等，所以我认为这不但引起学生的不满，民间亦有不满，于是他们便提出要改革、要发展。我也相信不是学生起的头，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鼓动。”

镇压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翻开30年前本地纸媒的剪报，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标题都触目惊心，而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大屠杀”3个字。对此，舒庆祥至今依旧认为这是港台等对中共抱有恶意的描写。

“我到昨天还在看某卫视播出当年北京清场的画面。这是一场牵涉到几十万人的运动，而且中国政府已经表现出最大程度的民主。那场运动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二个多月，直到最后才采取行动。”

他提到，在当天晚上北京政府宣布戒严，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侯德健与一行人遵从解放军的解散要求走出聚集地，之后侯德健亦曾说明解放军没有开枪、没有使用坦克、没有死伤。

因此结合多方资讯，他始终不认为“大屠杀”适用于形容六四事件。

舒庆祥根据他所看过的视频记录判断，这一场涉及数十万人的运动，在发生冲撞冲突时，发生流血事件实属在所难免。

然而，中国政府采取暴力镇压学生的方式，至今仍是最引人诟病之处，这是不是他们当时能采用的最好方法呢？

“当时是中共的生死战，你看六四之后在罗马尼亚爆发革命，总统齐奥塞斯库被处死，若中共不镇压，邓小平的头颅很有可能被挂在天安门楼上也不一定。”

“学生领袖比如吾尔开希已经到中南海与时任总理李鹏谈判，他们不接受谈判结果，也不愿意撤退，换作你我做政府要怎么办？镇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即便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是赞成这种做法。他们已经避免造成更多的伤亡。”

舒庆祥认为，中共政府原将六四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尔后改成“政治风暴”，由此可见他们并无否定抗议群众所提出的要求之合理性比如反腐败等等，但他们不会认同抗议群众的做法。

“平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平反就是承认错误。”

信息混乱，假新闻乱飞

尽管80年代没有网络，但由于资讯管道闭塞，信息来源亦相对单一，因此对身为媒体人的舒庆祥而言，当时关于六四的资讯都是一面倒，甚至真假难辨。

“虽然我们将新闻刊登在头条，但我们很难辨别真假，所以我们也犯了很多错误。好像是李鹏中弹等等，我们亦照登不误，篇幅很大、影响很大，结果后来证明这是假新闻。”

他提到，当时可了解事实真相的管道太少，媒体要抢速度抢新闻抢读者，看到“李鹏中弹”此类轰动的消息就会第一时间刊登，犯错亦在所难免。

六四运动如何改变中国

“讲是很容易的，但当我们身处在那个位子上，要在短时间决定时就不同。因为有的决定可能不是你做的，可能是别人让你做的。”林健文说。

1989年，诗人林健文还是中三的学生，正当价值观和社会观有待塑造的年龄。

在那年代大概是全球政治最为动荡的时代，东欧国家发生一系列政治变革，柏林围墙拆除、东西德统一、苏联解体，还有冲击着中共政权的六四运动。

“那时我是个球迷，有关注到东德和西德之间的柏林围墙打开，这让我觉得共产主义会走向结束。所以当六四事件发生时，我也以为中国会走向相同的结果，走向民主化。”

“但是后来随着事情的演变，比如俄罗斯的变化，令我想到当初没有走向完全的民主未必是一件坏事。”

他说，六四之后一系列的改变也造成中国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该国的学者主张向新加坡学习，即控制政治选举但又有民主选举，大概是与如今在香港落实的“选举”模式有几分相似。

“不过，当习近平修宪后，这样的政治学就被推翻了。”

林健文提到，其实根据希腊派的说法，民主社会最终会走向寡头政治。何谓“寡头”？即由权贵做领导，权力渐渐向一个人集中，独裁者就此诞生。独裁者之后又会再次走向民主，放眼全球的政治皆是如此，逃不过这个轮回。

“对我来说，六四事件不只造成中国之后的政治变化，还有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结构的改变。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开始对外开放，包括外资、鼓励国民向外等等，也就在那时候中国慢慢崛起。”

网络时代，政治运动不再需要上街

六四运动的诉求是希望将中国迅速完全地民主化，但林健文认为当时中国的教育水平不如欧洲成熟，再来欧洲的人口结构和分布与中国无法比拟。

“当时的中国已经察觉到需要改变，但突如其来的政治改变是领导者无法接受的，因此就有了后来的镇压。”

如果不采取暴力镇压，今天的中国又是何种面貌？虽然这世界没有“如果”，但后人不妨去猜测。

“可能中国会陷入一波混乱，各个省要独立，一旦四分五裂就可能回到军阀割据的时代，这是你不能想像的。”

于是他再次强调，当时中共的决策已经对后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今习近平修宪让原本分散的权力重新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再次步向“寡头政治”，从专政变成专制。

根据历史的进程，他大胆地判断：绝对会有下一次的民主运动再次出现。

“但这种民主运动会用什么方式出现呢？这毕竟不再是八九十年代，那时要发起政治运动，你必须走上街头。现在是网络年代，你不需要上街不需要再有流血事件，在网络上就能酝酿出政治运动。”

当经济泡沫产生，又或者世界经济萧条，人民的生计受到影响，吃饱穿暖已成问题时，便是政治运动登场的时机。

权力集中最终走向寡头政治

林健文坦承，在年少时会觉得中国应该要如当时的欧洲国家让民主生根，赋予人民投票的权力，并不会深入细想。可是随着年龄渐长，原来抱持的想法开始出现转变。

“等到大学时再回想这件事，你说我支持镇压吗？我觉得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但是在那一刻那一个时间点，如果换做是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我经常说，讲是很容易的，但当我们身处在那个位子上，要在短时间决定时就不同。因为有的决定可能不是你做的，可能是别人让你做的。可是你不做的时候，人民就会冲进来占领中央，占领机场，发动新一轮的政变。”

“整件事情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一旦发生了人民的暴乱，没有人去领导，整个中国就会瓦解，又怎么去收拾这个残局？”

他举例，苏联经历政变后解体成了俄罗斯，但现在的俄罗斯是否就真的变得更好？苏联时期可以说财富是平均分配，可现今却是只掌握在几个与当权者挂钩的集团上，对人民而言未必是好事。

况且，当初的中国与苏联的结构不同，当下并没有一个让绝大多数联邦首领认同和信服的人，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他甚至认为，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最终是慢慢走向寡头政治。但“若非如此，你是无法掌控局面的，会被人民觉得你没有权力是跛脚鸭，做不了事情，马英九便是最好的例子。”这或许就是民主的局限，人民的选择往往也就成了权力游戏中最大的牺牲品。

暴力镇压是一场悲剧

“镇压，是很无奈的决定或结果，是一场悲剧。”黄麒达说。

黄麒达是民办图书馆发起人，也是马来西亚六四纪念活动工委会成员之一。1989年他才6岁，对六四的初印象是一场星光熠熠的声援演唱会。

他一直对政治、经济领域的资讯非常感兴趣，也经常关注中国近代史，上了大学后才真正地了解六四事件。

“其实随着对事情的深入了解，你就会有更多不同的体会。要怎么定性这件事？它到底只是一场学运？还是一场政治风暴？或是中共一场内斗？当我接触的书本越来越深入，就知道这是一场悲剧。这是我现在对这件事的看法。”

他坦承，“六四事件”给他带来的影响很大，他所欣赏的香港作家和学者的政治启蒙几乎是源自于六四。

“无论是对六四抱持支持或否定意见的知识分子，你都可以看到这件事在他们生命里留下烙印。”

繁盛的背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

他一一爬梳这段历史，发现198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分水岭。镇压之后，中国熬过西方国家的制裁，再到邓小平南巡，加大力度打压异见人士，做了许多政策上的调整，为现在的中国奠定了往后的方针，即将一切反对的声音掐死在摇篮里。

“在因缘际会下，中国又迎来繁盛的时期，于是在许多人眼里看来，好像是在变好了，哪会冒着付出代价的风险追究过去？然后就开始塑造了现在的中国人面貌，有报告显示89后的中国人，不知道曾在天安门广场发生过如此波澜壮阔的事情。”

即便是当时的镇压迎来了中国的繁盛，黄麒达依然并不认为暴力镇压是对的决定，亦不认为两者可相提并论。

“你总不能说，他抢了你的东西后又善待你就说他当时的行为是对的，这太阿Q精神了，还是得面对六四暴力镇压事件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没有看到整个体制的溃败。”

尽管在其他民主国家同样会有童工、贫富悬殊、只有部分群体富裕的问题，但是只要有选举机制，最弱势的群体可以获得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于低端的人口遭遇不公之事无处发声，可能会换来牢狱之灾或“人间蒸发”。

“民主国家当然也有很多问题要改善，但是他们会有一个管道可以缓解社会压力，否则下一届总要付出代价。在集权国家是不需要的，他们会回应民情，可以选择解决问题或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六四运动最大的教训

黄麒达认为，若中共当时顺应局势下台，它今天的面貌可能就有所不同。不过根据他对中共的了解，中共确实也会用暴力镇压的方式对付异议者。

“必须要承认的是，六四运动最大的教训是当时集权国家的人没有实践社运的经验，没有想过若没有达到目的要如何退场，要怎么化整为零卷土重来。”

他指出，当年的运动达到很庞大的规模时，但无法达致诉求又不能将运动升级。一旦升级至暴力革命，会引发反弹或遭同行者质疑，也无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他们的诉求不断升级，最后要求共产党下台，那其实若你没有评估对手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我必须很谨慎地说，这是值得商榷和反思的部分。”

新一代不知六四历史

六四纪念活动工委会在26周年举办过比较大型的分享会，曾邀请香港异议人士如黄之锋等人到来，奈何被禁止入境引发风波。

于是在六四27周年时，由于资金限制，只允许办小型活动，同时也是几所大专辩论教练的黄麒达福至心灵，就决定举办第一届民主女神杯辩论赛。

“因为工委会主要是想大家纪念这一天，所以我觉得办辩论比赛比较有把握，加上可以更大程度地推广这个课题。”

他提到，我们这一代哈日、下一代哈韩，这一代哈中，很多新一代的孩子对六四一无所知。

久而久之，这些伤痛将随着知情人或受难者一个个离世，从此尘封在岁月的长河里，再也不复提起，就如同日本对待慰安妇受害者的态度，不看不听不说，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他无奈笑说，日本于慰安妇、中国于六四，在自我反省这件事上，中日两国一样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