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可供视障者选择的工作愈加减少，社会大众的成见却不曾改变。盲人全国理事会执行董事朱兆章认为，社会大众对视障者的成见，以及缺乏友善、安全的环境，令视障者的努力与优点被忽略，无法与常人竞争。其实，许多视障者不乏大学毕业的，但是找不到工作，最终必须卖纸巾或卖唱。

●报道：本刊 刘存全
●摄影：本报 黄冰冰、陈敬晖、辛柄耀

每个周四与周六，黄贵诗都会和伙伴们去到茨厂街或八打灵再也的商场外面唱歌。两三个失明的视障者，由一个弱视的朋友带着，每个人搭着前面伙伴的肩膀，缓缓地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开始唱歌。

他们的歌声在口琴与吉他的伴奏下吸引路人的好奇心，偶尔也有人掏出一两令吉，放进他们准备的小桶里，作为打赏。

采访那天，恰好下大雨，在路旁唱歌的视障者避不了雨，只好稍息，没有再唱歌，收拾起乐器与椅子，便叫车回到十五碑。

黄贵诗今年71岁，毕业于马来亚大学英文文学系，过去曾担任盲人协会（Malaysia Association for the Blind）的副执行总监一职，也曾在马来西亚盲人全国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Blind）与槟城圣尼古拉盲人之家（St. Nicholas Home for the Blind）担任要职。

后天失明者，要适应生活

退休后，黄贵诗与几位热爱唱歌的视障朋友参与乐龄歌咏团。后来，其中一个朋友提议：“不如学马来乐团，在街头卖唱？”于是，他们开始四处卖唱，总是在路旁唱着欢乐愉悦的歌曲，也自称为“欢乐乐团”（Happy Busker）。

黄贵诗过去的工作经验与学历都非常特出，为何在退休后还需要出来卖唱呢？他说：“到了现在，我还是会缺钱，之前的职务薪水不高，退休后也没有太多工作选择，就和朋友来卖唱。

“很多人觉得我们卖唱是乞讨，其实这不是乞讨，卖唱就像一份平常的职业。”

黄贵诗的其中一个伙伴有慧（化名）则在几年前失明，后天失明让她一蹶不振，几乎失去生存的意志。但之后，她在十五碑参与合唱团的活动，渐渐找到生活的重心，也跟着“欢乐乐团”四处驻唱。

“一开始我也很挣扎，对于这样抛头露面，在街边唱歌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离开乐团后我又很失落，少了唱歌的机会，又少了可以花的零用钱，需要依赖孩子们。”

对有慧来说，街头卖唱不仅是一份工作，歌唱成了她适应新生活的契机。令她感到意外的是，自己四处驻唱的行为，似乎也启发了其他后天失明者。“曾经有个路人问我，为什么我们盲了，还可以这么欢乐地唱歌？

“原来她母亲后天失明后，就躲在家里，不肯出门。所以她想知道，一个人失明之后，要如何重新建立新生活。”对她而言，这是通过和十五碑视障朋友接触，慢慢摸索出来的一条路。

日益减少的工作选项

十五碑除了是视障者在吉隆坡的聚散地，也是多个视障权益组织的办公室所在地，马来西亚盲人全国理事会是当中最大的组织。该组织涵盖5个为视障者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包括盲人公会（Society of the Blind in Malaysia）、盲人协会、槟城圣尼古拉盲人之家、砂拉越州盲人协会与沙巴州盲人协会。

盲人全国理事会执行董事朱兆章受访时表示，该会为视障者提供辅导、复健、技职训练、找工作、咨询、售卖辅助产品和器材等服务。其中，技职训练则以办公室行政工作、信息通讯技术、按摩等为主。

根据该理事会估计，全国有4万8000人注册为视障者，其中有大约3000人的职业为按摩师、300人为学校教师。

“过去也有许多视障者有机会在企业工作，担任接线员，但是随着许多公司的服务热线趋向自动化，越来越少公司愿意聘请接线员。”

他也表示，许多视障者曾在盲人协会的葛尼盲人训练中心（Gurney Training Centre）受训，学习在工厂的加工工作，或在工作坊制造手工藤制家具，但是随着1980年代工厂作业自动化与机器化，工厂已减少对人力的依赖。

当问及许多视障者都在街头卖唱或卖纸巾，朱兆章直言：“那些不是工作，只是基于别人的同情心。可是，他们也是迫于无奈，才需要以此讨生活。”

面试工作却被问：“你怎么如厕？”

市场上可供视障者选择的工作愈加减少，社会大众的成见却不曾改变。朱兆章认为，社会大众对视障者的成见，以及缺乏友善、安全的环境，令视障者的努力与优点被忽略，无法与常人竞争。

他点出，许多视障者在面试工作时都得面对面试官“愚昧”的问题，例如曾有一名毕业于马来亚大学的视障者，面试行政经理职务，却遭询问是否会开车。“对方要聘请是行政经理，为什么需要开车？人们不看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先入为主地，紧盯着我们办不到的事不放。

“明眼人不允许我们做很多事，他们允许的工作，我们才能做，例如按摩师。”朱兆章形容，这形同遭到整个社会的拒斥，使到视障者的社会地位低于一般人。

盲人公会主席罗斯那（Rosnah binti Ahmad）也认同，视障者在求职时，所面对的偏见常使他们感到受挫。“视障者去面试工作，面试官问他们：你会自己上厕所吗？我们当然会自己上厕所，如果第一天不会，之后熟悉公司的环境后，也不会有问题。”

面对这种刻板偏见，即使是具有大学毕业文凭的视障者，也无法找到工作。罗斯那说：“我有许多视障朋友都是大学毕业的，但是找不到工作，最终必须卖纸巾或卖唱。

“人们好像不相信盲人可以工作。”她无奈地表示。

她指出，受训后的视障者，可以通过使用有声电脑，可以和明眼人一般胜任文员工作，通过电脑处理行政工作。“以B3视力（即弱视者，具有部分视力与视野）的视障者为例，他们可以在办公室处理文件的工作，但几乎没有B3视力者找得到相关工作。”

传统上视障者所从事的工作，也不断消失。罗斯那观察，有些从事接线员工作的视障者退休后，公司有了新的空缺，却不会再次聘请视障者填补空缺。“视障者的职位，不是由另一个视障者填补上，这也导致视障者的工作越来越少。”

黑暗体验：视障社群的局外人

陈锦辉多年前失去视力后，离开自己创立的咨询公司，先后创办非政府组织青光眼协会、社会企业“黑暗中对话”体验馆（Dialogue in the Dark），也曾在网络上为争取将导盲犬合法化，发动网上请愿行动。

“黑暗体验”让明眼人和视障者一同体验在失明的情况中，怎么用白杖行走、购买、进食等，看似简易的日常行动，在黑暗中得重新调适。面对眼前的一无所见，明眼人的视觉被剥夺，连大步向前的力气都会失去。

在黑暗里，明眼人必须向视障者学习如何使用手上的白杖，以及运用听觉、触觉，一步步地往前进。当访客蹒跚前行时，在旁导览的视障者，像一条鱼回到水里游泳，熟练地带领访客走过各个角落。

陈锦辉认为，视障者的工作选择少，社交圈子也窄小。“如果不是当了‘黑暗中对话’的导览员，他们可能难以认识那么多明眼人。”

通过“黑暗体验”，视障者和来自各地的明眼人交流，“人们不把他们当残障，把他们当普通朋友。‘黑暗中对话’目的就是这样，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信心。”

陈锦辉在失明之前，曾在银行工作，也开过咨询公司。40岁那年，他得了青光眼，渐渐失明，从此加入了“盲人国度”，但始终以抽离的视角，去观看视障社群的局限与潜能。

他表示，视障者的声音长期受到压抑，使得他们易悲观与自我封闭。“我站在他们当中，会陷入他们的负面情绪。我有过去累积的经验、过去认识的人，从外面看，就可以看到用什么方法最好。”

缺乏工作机会，陈锦辉不等待政府提供就业机会，也不想依赖捐款维持营运，自主地通过“黑暗中对话”，增加视障者的就业选项，包括在体验馆内设立弱视者经营的小咖啡站、推动残疾青少年网上补习班、教导水耕种植法、电子行销、精油按摩班等。

陈锦辉表示，自己不甘于盲人被认定为只能当按摩师或卖唱艺人，因此致力于主办各种活动，让视障者开创新的生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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