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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2019
投票年龄降至18岁以后(完结篇):投票年龄下调翻转课室‧公民教育怎么教?
作者: 刘存全,黄田恬

受访者认为,降低投票年龄至18岁是个契机,重视校园内的公民教育。
受访者认为,降低投票年龄至18岁是个契机,重视校园内的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的素质,攸关国家未来发展,因为拥有成熟的公民意识,是推广民主社会健全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投票年龄下调,这些即将获得投票权的学生,他们到底对于公民教育有什么期待与想象?至于教师,他们怎么为学生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做准备?这种教学内容,在课堂上会面对什么挑战?

学生:造成青年政治冷感
校园去政治化 是主因 

青年常被视为非理性或不成熟的象征,没有责任承担选民的责任,但许多受访的学生却抱怨,去政治化的校园才是导致青年不具有政治意识的主因。这导致即将拥有投票权的他们,不知如何处置手中的选票。

普拉文:没机会讨论公共议题

今年读中五的普拉文(Praveen Raj)就透露,不管是在家中或课堂上,都没有机会讨论公共议题,因此对公共事务一无所知。

“我们在家里不谈论政治,课堂上老师也不会谈,有什么看法只能收心里。”

他的同学赖祖恩则补充,老师一般会避免在课堂谈论政治话题:“老师们在班上不会谈论公共议题,认为这些事很敏感。每次谈及,都会绕开话题。”

吴万祯:校方不鼓励独立思考

来自坤成独中、今年17岁的吴万祯也直指校园现时的教学方式与考题,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无法营造自由讨论的氛围。

他说:“参加作文比赛,其中一个规则是内容不能谈及色情、暴力与政治。考试也不能谈政治,基本上,在学校是不能谈政治的。”

“道德教育或历史课的考试有一些高层次思维(KBAT)题,要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要写到支持政府政策、更团结,你不可能发表反对意见。”

黄翠妮:教育体制没做足准备

尊孔独中是其中一家拥有公民教育课的华文独中,在该校教授此科目的教师黄翠妮认同学生说法,青年不成熟的原因是来自于教育体制没有为他们当选民做足准备。

“这是可以解决的,通过教育可以让他们理解。”

陈美萍:教师难偏离课本方向

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道德、公民教育及品格发展系副教授陈美萍指出,道德课本为教师划定了教学的范围,因此教授公民或道德教育的教师难以偏离课本的方向,与学生进行政治相关的讨论。

但她也提醒,改变中学校风需要许多工作,而降低选民投票年龄只是个起点,也是让社会大众与政府机构重视青年的契机。

“我们的老师这么多年来在保守的氛围下长大,要他们(突然去)去教导学生具有批判性,你觉得可能吗?”

“政治醒觉和公民品德教育是长期的,不能说18岁青年现在要投票了,就忽然要改变校风。至少这个法案为公民教育提供了一个起点。”

校园模拟选举营造氛围
尊孔独中引入选民教育

近几年,部分华文独中开始在校内自发开设公民课,除了尊孔独中,还有巴生兴华中学的社会科学课、峇株华仁中学人文关怀科等。董总会务与组织局主任江伟俊表示,董总正在规划于独中实行初中的社会科学课程与高中的通识课程。

尊孔独中自2013年开始开设时事教育课,之后改称为公民教育课。黄翠妮自3年前开始负责教授该课程,随后也在课程中引入选民教育。

选民教育的其中一个环节是为期4周的模拟选举,学生被分组,负责担任选委会或国州议席候选人团队,过程包括提名、发表竞选宣言、投票与计票等。

让学生掌握选举概念

黄翠妮发现,这让学生迅速掌握民主选举概念,不仅学会区分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差别,也学习进行公共讨论。她说:“学生们的竞选宣言某一种程度已经是在讨论学校的校规,透过讨论意识到为什么要选举,也学习检验候选人。”

竞选期间,选民们针对“候选人”提出的宣言提出问题,当其提出不实际诉求时,学生也会质疑。

“你不要以为学生会全盘接受所有提议,有些学生很理性。例如当候选人提出要建新建筑物时,学生会质疑去哪里找钱?有人提出要废除学杂费,学生就会反问老师怎么领薪水?”

除了模拟选举,黄翠妮也教导学生政治并非仅是政党政治,而是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会告诉他们,政治就是管理生活的大小事,除了投票,其他政治参与还包括打电话到电台发表意见、参与示威等等。”

江伟俊:公民教育需整体规划

江伟俊指出,既然公民教育的目标是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就不应只局限于一门课,而是需要学校整体性的规划,包括校园管理、学校活动、学生社团运作上的调整。

“不应该只是一堂课,应该要让学生体验民主,需要有空间给学生思考、讨论和参与,甚至可以有空间去管理事务。”

“单单只是一门课就会变得伪善,跟学生说有多好,但社会并非如此美好,社会有很多灰色地带和讨论空间。对错往往在讨论过程中才能寻得,所以才需要给学生空间进行讨论。”

乡区国中生难掌握资讯
教师须传授课外知识

许多来自乡区或B40群体的中学生,获得的资讯较少,所获得的教育资源较来自城市的学生少。这或许使到他们在投票时,无法做出经过充分考虑的判断。

吴苏菲与方靖涵是大马教育行动(Teach For Malaysia,简称TFM)的成员,她们通过该组织的支援老师计划,分别到巴生与沙登乡区的高需求国中担任老师。

大马教育行动创立于2010年,所推行的支援老师计划,是配合《2013-2025教育发展蓝图》计划,广招对教育有热忱、非教育科系大学毕业生,到被教育部评估为表现较弱、需求较高的国中。

两位受访教师发现,与城市学生相比,乡区高需求国中的学生,所掌握的资讯较少,对课外知识也缺乏了解。

吴苏菲感叹:“这些来自B40低收入群体的学生所接触的事务太少了,特别是他们居住在乡区,没有机会接触城市人所能接触的资讯。”

“基本上,学校是他们唯一可以接触外界资讯的管道,所以老师必须得告诉他们这些课外知识。”

须助学生接触外界知识

方靖涵则直指乡区学生与城市学生活在各自的社会泡泡里,因此她认为真正的公民教育是帮助学生打破泡泡,接触外界知识。

“因为过去的英殖民历史,各族群的居住聚落还是以族群分类,例如我教书的沙登国中以华裔学生为主,吴苏菲所在的巴生班达马兰再也中学则是以巫裔为主。”

在我国多元社会环境里,她担忧,若各族学生只活在自己的种族泡泡里,没有机会了解他人的语言、文化与价值观,是非常危险的。

“他们很习以为常了,除非有人过去点破他们的泡泡……所以要带他们离开泡泡,接触不同事物。”

在大马教育行动的策划下,参与计划的教师主办许多跨校活动,如辩论赛、学生领袖营,即使学生表现不优,也有机会参与,通过与他校交流来了解其他社群,进而学习接纳多元文化。

政策缺乏考量
18岁投票助传达年轻人声音

18岁青年常被指较不成熟、无法做好选民的责任,但今年就读高二的吴万祯却认为,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考量年轻人的声音,他相信18岁青年拥有投票权有助于赋权青少年,让青少年议题被看见。

“投票的人太老的话,政策会对年轻人不好。他们(有投票权的人)则有权力去决定政策,但是我们年轻人不能投票,没有机会去发声,没有影响力啊。”

询及18岁与原本的21岁投票年龄的差别,他说:“21岁已经是大人了,过了关注教育议题的年龄了。21岁青年大学毕业,关心的是就职问题、公积金课题。”

他补充,18岁青年因为处在准备升学的阶段,因此会更关注大学预科班、大学素质等教育课题。

就读坤成独中的他表示,自己与同龄朋友因为受到这项修宪案刺激,意识到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因而更关注时事议题,以为数年后的大选做足准备。

他说:“这无关成不成熟的问题,有些人到30岁也不成熟,这是权利问题。你照顾好我的问题,我自然就会投你。”

方靖涵认为城乡差距形成社会泡泡,而公民教育的任务是要打破这种社会隔离。
方靖涵认为城乡差距形成社会泡泡,而公民教育的任务是要打破这种社会隔离。
吴苏菲指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的资讯较少,因此老师也扮演引导者角色,让他们接触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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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文坦言,无论是在课堂上或是在家庭里,谈论政治都是一件不受欢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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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祯相信,随着投票年龄下降,青年的声音将被纳入决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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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选民将在下届大选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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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翠妮在课堂上开设选民教育课程,也通过模拟选举,让学生扮演朝野政党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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