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族可一起坐在嘛嘛档看球赛 · 没异族朋友 和谐也boleh

直到陈星彤念高一时，代表学校参加一场独中生马来文自由论坛，她跟同学在比赛前夕一起到马来老师家留宿培训。当天，老师除了花时间用心指导，晚上还煮了一桌马来佳肴，鼓励她们好好备战！

陈星彤从此打破对友族的刻板印象，深知凡事不能凭片面认知一概而论。“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国只有单一民族的话，就无法感受到这种多元文化的乐趣和交流了。”

“记得升中学时，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国中纪律差，又没有华语正课，所以最后我选择念独中，因此与认识友族同学的距离更遥远了。”

“我在独中宿舍有一个室友是华印混血儿，但她从来没说过淡米尔文，如果不看肤色，我根本不知道她是印裔。”陈星彤跟室友都用中文沟通，至今对她停留的印象依然是华人。

不习惯用马来语交谈

遇到异族受访者会紧张

我国教育制度强调学生必须掌握国语、英语和母语，虽然陈星彤具备这三语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但在生活中缺少了“实战”的机会，所以当她需要用马来文沟通时还是会感到紧张。

“有一次我陪婆婆到医院，她认为我比较会听马来文，所以叫我当翻译。我以为对方会说英文，没想到护士一开口就是火速的马来话，当下我立刻转身向妈妈求救，因为我听不懂。”

陈星彤在一家中文媒体任职，无论是聆听记者会还是翻译文告都没问题，唯遇到友族的采访工作时就会特别紧张，担心语言不通。“因为我的生长环境就只围绕中文，一直都是单向学习马来文和英文，很少双向训练，平时也没有太多需要主动跟异族接触的事情。”

“但我现在想跳出舒适圈，到一个更加多元的工作环境。”

陈星彤直言自己对异族文化懂得不多，除了知道各族节日以外，关于多元文化知识皆从网络上了解。但她希望打破舒适圈去结识更多不同种族的朋友，疫情解封后也想到友族和原住民居多的地方如吉兰丹、沙巴、砂拉越了解当地文化。

印裔小贩生活在印裔社区

“没机会与他族交流”

今年47岁的印裔单亲妈妈维妮住在士拉央本达哈拉村（Kampung Bendahara），社区里的居民多为印裔和巫裔。“我附近有马来邻居，但除了见面时点头，就谈不上什么话了。”

跟陈星彤不同的是，维妮并非因成长环境导致没机会认识异族。她说：“我小时候住在吉隆坡增江，父亲在华小当保安，我也有认识到一些华裔朋友，但在父亲去世后我们一家搬到士拉央，就跟他们完全断联了。”

维妮忆起，以前父亲经常会叮嘱她不要乱交朋友，每次一放学就要赶快回家，所以她从小就不太擅于社交，加上自己学习和语言能力不好，15岁时就辍学。“我辍学后就一直照顾生病的母亲，直到结婚育有3个孩子当家庭主妇，也就没有出去找工作，多年来就只是生活在这个社区里。”

在疫情下行管令落实前，维妮主要在附近路边档口售卖椰浆饭和印裔美食，如今管制严格了，只能偶尔卖一些茉莉花赚钱，不变的是前来光顾的顾客都是印裔。

“其实我不讨厌其他种族，但我没读到书，也没什么机会跟他们见面交流。”

马兹兰：种族政治为祸根

选区划分导致种族分化

长期研究大马种族政治的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学者马兹兰阿里（Mazlan Ali）表示，种族不和谐问题在我国自独立后就已经存在。“其实我国在促进种族和谐的课题上有明确政策，但往往只作为一个指南，问题出在政治人物始终将种族问题与政治议程挂钩。”

“我国的选区划分以种族为基础，当某政党看到快失败或不够支持，就会利用种族敏感课题来快速捞选票，一旦成功当政府必须照顾所有种族时，情况又不一样了。”

黄薇诗：为巩固政权

掌权者继承“分而治之”

新纪元文学与社会科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黄薇诗对此解释，英殖民“分而治之”政策确实造成我国种族关系裂痕，但独立后掌权的执政党为了巩固政权，始终继承了这种手段进而导致种族分化现象。

黄薇诗说：“种族课题随着政治局势的转变而波动，总是在我国政局不稳定时被激化，使得人民关系紧张。”

马兹兰补充，像是吉隆坡蕉赖和甲洞地区以华裔居多，而大部分巫裔集中在甘榜区，十五碑则有“小印度”之称。“一些马来人去到甲洞会觉得不自在，同样的，华人也鲜少踏进印裔或马来社区，就算有也会感到怕怕的，没有归属感，反而你看很多混合选区的人民比较开放，各族相处时比较舒服。”

国私立大学种族分化

目前在大学授课的马兹兰透过多年观察，发现国立与私立大学之间的学生比例以及修读的课程，皆出现种族两极化的情况。

“大部分非土著会报读私立大学，土著会选择国立大学；加上修读理商课程的大部分都是华裔学生，巫裔则通常涉入研究宗教和伊斯兰课程，这些都在校园内出现种族区隔。”

“长期来看，选读科系的不平衡现象会对未来职场上种族分工，以及各族主导地位带来负面影响。”

国中生更融入异族圈子

出于“需要”未达真正融合

黄薇诗透过对学生观察发现，大部分国中生比较容易融入异族圈子，然而这种族群关系是基于某些目的性政策下产生的结果。她解释：“国中一直都被视为种族和谐的试验地点，学生会被要求跟异族同桌，或是老师规定同组作业需由各族成员完成等，这都存有干预性。”

她认为，这种推动国族相互理解的政策确实有一定成效，但这种交友关系往往出自于有“需要”而未达到真正融合，加上文化背景和语言的差异，同样也对主动认识异族的行动带来阻碍。

“然后到了职场因为有沟通需求，所以会认识异族同事，但可惜的是，很多人一旦离开校园和职场就会选择回到各自族群的社交圈。”

更具国族认同感

年轻一代思想较开放

“从1998年安华成立多元种族政党（公正党），到如今冒起的大马民主联合阵线（MUDA）和‘科学宏志党’等，都可看到过去几十年人民思想的转变及批判性，不再以种族角度思考事情。”

尽管许多民众仍被煽动式种族议题受到强烈影响，但马兹兰抱持乐观态度：“我相信未来5到10年，这些政治人物玩弄种族情绪的伎俩所带来的影响会越来越弱，更多人将拥抱多元，关注正义、透明以及各族和平共处，这绝对会改变。”

黄薇诗也明显感觉到，大马人民比起5年前更具有国族认同感，“特别是在中港台有留学经验的华裔，以前自我介绍时会说‘我是华人’，但现在很多时候更乐意说‘我是马来西亚人’。”

不可能达到100%融合

无论如何，马兹兰和黄薇诗都强调，团结（Bersatu）和一体化（Intergrasi）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只要我国奉行多元主义，就无法做到如印尼或泰国在教育、语言和文化上的一体化。

他们认为，若要求我国各族人民达到高度融合以致于相互之间完全没有隔阂的话，几乎不太可能，因为各族之间始终存有一条界限。

“这条界限不是锁死的，而是相对柔性。”黄薇诗用“相敬如宾”来形容大马族群关系，称我国各族可以一起坐在嘛嘛档看球赛，但一起用餐或遇到宗教禁忌时，就会知道有些东西是需要相互尊重和包容，这就是界限。

“现在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比起父辈，他们对政治议题或种族敏感话题，甚至是对社会运动的表达都有更多共鸣，在族群文化差异上也有能更加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