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了，世界改变了什么？

随着美国中东大计——巩固以色列地位、剿灭伊斯兰极端组织（基地、IS）、联合沙地筑起围堵伊朗联盟大致完成，加上中国的崛起已足以动摇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国对中国的顾忌和敌意骤然升级，甚至罕见地团结了美国两党，实现枪口一致对外。

当然，美国多年在反恐投入的大量资源，包括以国安名义加强监控，成立国土安全部应对国内激进主义的威胁，使得美国已学会与恐怖主义“共存”。同一时间，美国自冷战后维持的国际秩序受到中国的挑战后，美国的国安头号挑战已从“伊斯兰威胁”变成“中国威胁”——从审查国内技术投资及供应链，在外交优先事项从中东事务转为重点关注印太（亚太）地区，以及频频派出高官和军官出访盟国和较“中立”的国家，不难看出美国坚定的抗中决心。尽管两国仍有合作空间，像是气候变化、抗击疫情、网络安全等，但热情肯定低于GWOT时代。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今后哪个更具“威胁”？

冷战的结束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铺路，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加深也使得国家之间的冲突将逐渐淡化。从全球范围看，传统安全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已大大减弱，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却日益突出，继而导致国家安全观念出现重大转变。911事件和恐怖主义再次验证了非国家的行为主体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

谈及上述两个威胁论，就不得不谈各自的目标对象。前者主要是指来自某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的威胁，直接威胁对象是国家的存在与延续，因此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针对国家安全；至于后者，这个“新的安全威胁”大致上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主要包括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生态环境安全、 经济危机、资源短缺、疫情、信息安全、 走私贩毒等，直接威胁对象为人类的福祉（当然也可以危及国家生存），因此影响对象是人类安全。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威胁仅针对某个国家或政体，而后者的威胁范围更广泛，甚至超越国界。正因此，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也为中美两国提供了合作的契机。只不过，在缺乏政治互信和敌意升级的背景下，两国还剩多少的合作空间？单是一场冠病大流行，就足以让两国矛盾暴露无遗。

无独有偶，继河南7月传出大洪灾后，美国东北部也因飓风“艾达”吹袭引发大水灾。20年后的今天，随着中美联合反恐、情报共享的意愿已大不如前，气候变化或许是两国为数不多的出路，如果两国领导人还以人民福祉为优先的话。

伊斯兰恐惧症与右翼势力的崛起

当年911袭击后仅仅4天，亚利桑那州一名枪手发动报复性袭击行动。他开枪打死了印度裔加油站老板，由于死者是锡克徒，因此戴着头巾，而枪手误认为他是穆斯林。接着IS的崛起以及欧美地区爆发一连串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令这个宗教给人的臆想不外乎残暴、极端、保守、恐怖主义、自杀式袭击和圣战。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预言，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有1400多年历史，而且将继续上演。尽管我们都知道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真正目的，但在一些穆斯林眼中，这被视为伊斯兰战胜西方的胜利。而当他们在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力量感和自信，可能促成进一步取得其他胜利的愿望。

政治家和宗教领袖一再强调伊斯兰教是一种和平的宗教，只是真正的教义被恐怖主义极端分子歪曲了。尽管如此，“恐伊症”让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产生了911袭击等同于伊斯兰教的臆想，并寻求报复任何看起来像穆斯林的人；穆斯林世界则长期认为自己是长期收到压迫的受害者，对反穆斯林人士产生敌意，一些极端人士更是以圣战的名义合理化报复行为，促成恶性循环，也导致右翼势力的抬头。

911事件、IS引发中东难民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欧美恐袭事件，重塑了欧美政治，并为右翼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制造了温床。仇外心理、白人至上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造就了右翼领袖的横空出世，包括美国的特朗普、德国的“另类选择”党（AfD ）、法国的马琳勒庞、荷兰的反伊斯兰教及右派民粹主义领袖维尔德斯等。极右翼领袖一旦上台，穆斯林少数社群必定被边缘，继而加深社会矛盾，加剧极端伊斯兰恐袭风险。

美国卸任世界警察？

美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后，拜登在约半小时的演说中提到，“我们已经没有必要打一场早就应当结束的战争了，……撤军并非只关乎阿富汗，而是‘结束以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塑他国的时代’，似乎在暗示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

如果说美国是世界警察，那他的工作是什么？维持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不过，历史学者史蒂芬·沃特海姆在《明日世界：美国全球霸权的诞生》提到，“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仅仅是美国在英国衰落之后，充当世界警察的正当性理由，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国能够承担过度扩张的代价。

他解释称，随着海外的军事部署越来越远离国家的核心利益，普通公民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少，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根本问题不在于外部势力对国家生存所造成的威胁，而是在于内部淤积的各种矛盾正在撕裂社会。

确实在这20年来，“反恐”一直是美国及其盟国的首要国家安全政策重点。作为世界警察，美国以反恐名义对整个伊斯兰世界过度使用军事干预，而代价却是惊人的——超过7000名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死亡，数万人受伤，投入的资金更是到了令人乍舌的数额。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美国急需重塑外交政策，把资源重新分配到真正需要的地方。或许从阿富汗撤军，将成为美国卸任世界警察的第一步。

飞安规则被彻底改变

或许你认为，911事件影响的只是国际关系，与市井小民没有半点关系。其实不然。

如果你曾在911恐袭发生前乘坐飞机出行，当时的你无需提前两小时抵达机场，可以慢条斯理的走到登机口，亲友可以通过安检通道为你送行，而你在机场商店购买的香水、甚至是武士刀，都可以装在手提行李内。

在911恐袭后，除了繁琐的安检程序，越来越多违禁品不能带上飞机，而我们不时可在机场见到乘客与机场工作人员为此起争执。然而这些恼人的规定，也确实降低了悲剧重演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遗失的美好。就像今天的我们要进入商场时，不得不测体温、签到、出示疫苗证书一样。

20年后，美国把阿富汗政权“从塔利班换成塔利班”，再从阿富汗黯然退场。如今，阿富汗前途命运首次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但社会已被存在的现代文明与保守意识形态所撕裂。能否实现国内政治和解、推动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成了塔利班最大的挑战；而在美国，时隔20年后，即使罪魁祸首奥沙马也早于伏法，但911事件注定是美国人心中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911事件带来的改变是显著的，除了改变了人类的一些生活习惯，也让世界格局趋向多元，合作和发展依然是主流，尽管竞争与博弈已悄然开启；然而从疫情下的国际局势来看，竞争和对抗更可能成为未来20年大国关系的主轴，届时对各国的影响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