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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城乡大桌
28/10/2021
丁杰隆.财案前瞻:消除贫穷需针对性部署
丁杰隆

假使政府是认真看待国内贫穷,作出针对性部署并不难,特别是趁政治停火、经济重置和边境封锁之时,没有比现在更好时机,重新调整我国的房屋和人力资源总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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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出消除贫穷的口号很容易,但政策执行往往却是个大问号。这是为什么时至今天已来到第12个大马计划,焦点依旧在消除贫穷。雪上加霜的是,疫情这两年让更多人陷入了贫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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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面貌有多真实?根据失去收入援助金(BKP)申领,受疫情影响而失业的国人达到87万名,占了就业人口5%。就算保住饭碗,国家统计局也预测约60万来自M40中等收入家庭因疫情导致收入大跌,而降入B40低收入家庭级别。

雇员公积金局最近更透露,疫情之后将近一半会员只有少于1万令吉存款。来自底层B40低收入会员中,他们的储蓄中位数下降了60%;M40中等收入会员则下降了17%,但是来自T20高收入会员却上升了8%。这显示,收入越低者,遭到疫情的打击则会更大。更何况,这尚未包括大部分不是公积金会员的赤贫者。

过去,政府部门之间无法协调整合,各自为政,是让扶贫政策往往无法精准到位的主要关键。例如,妇女、家庭与社区发展部副部长在国会坦诚,政府在疫情期间提供的福利援助,仍然沿用旧有的贫穷线收入标准,目的是“为了减轻政府财务负担”。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已在2019年将贫穷线收入从每月家庭收入980令吉上修至2208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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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许多用作扶贫的津贴和计划,都存在遭到滥用或精英阶级中饱私囊。反贪污委员会本周就逮捕了16名因涉嫌挪用印裔社会转型单位(MITRA)拨款的公司董事,这些高达数千万令吉的挪用款项原本旨在推动印裔同胞的社会经济计划。

同样的,政府推出可负担房屋计划,部分计划的购买条件已悄悄从最初“只能自居”改为“可租给本地人”,不但违背了政府当初欲推动“居者有其屋”的宗旨,也助长发展商们挂羊头卖狗肉。

对弱势家庭而言,最需要的是制度化的社会安全保障网,并从居住和就业开始。因为租金往往占据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开销,但却因工作容易受大环境影响而造成他们长期处在不稳定的租屋状态。提供租金合宜的公共房屋,能让弱势家庭专心工作,也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充作孩子的教育费,以及为将来升级购买市场房屋而做好储蓄准备。

政府应该重新检讨现有可负担房屋计划,并转向增加针对弱势家庭、只租不卖的公共房屋供给量,因为公共房屋才是消除贫穷关键。实际上,单是吉隆坡,就有许多政府计划名下的可负担房屋因供过于求或市场因素滞销,甚至必须让房地产经纪包销,或把土著保留单位释出公开销售。

第二则是就业。若要实现第12大马计划目标,渐进提高国人收入,就应认真检讨现有国内人力资源结构,特别是我们能否减少依赖外劳,并把工作优先让给国人、特别是低收入人士?现在农业、建筑和制造领域都面临人力严重短缺,餐饮和零售服务业也正逐渐复苏,政府应该趁机提供这些领域业者诱因聘请本地人,如津贴或税务减免,而非又开始在计算需要引进多少外劳。

假使政府是认真看待国内贫穷,作出针对性部署并不难,特别是趁政治停火、经济重置和边境封锁之时,没有比现在更好时机,重新调整我国的房屋和人力资源总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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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杰隆
城乡大桌
第12大马计划
可负担房屋计划
土著保留单位
低收入人士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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