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工作者的坚持：事实再无聊，也要提供事实

颜：我想科技公司要帮助新闻业最好的方法是，确保广告收入与媒体机构分享。现在科技公司获取绝大部分的广告营收，一些国家如法国、澳洲正在对他们施压。所有人、政府应该通力合作，确保那些营收应该妥善分配。

脸书、谷歌或其他科技公司成立基金会来协助媒体机构，可说是公关手段。媒体承受的正是科技公司带来的苦果，广告收益都被吸收掉了。因此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一分钱都不拿”。科技公司提供的一些训练、技术支援对媒体还是有益的。尤其《当今大马》已采取订阅模式，还有很多进步空间，单凭一己之力很难达成。所以，对媒体有所助益的，像《纽约时报》找到解决办法，是可以被接受的。

余：很多不知情的人会觉得新闻人酸葡萄心理，会说“那就改变你们的营收模式啊”。玛丽亚你怎么回应？

玛：我参与的几个国际团体正尝试处理这个问题。一是资讯与民主国际论坛，去年11月我们拟出策略方案，与其像打地鼠，应该找有系统的解决方式。社交媒体的设计让我们被分化、偏激化，因为它让人选边站，而且愤怒、仇恨、阴谋论、不实资讯散播得更快却又让人刷个不停。这种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不应再被允许，他们的资本操作是挖掘个人资料，当我越深入了解，我越觉得不合法。

所以第一，了解情况，透过研究和学术调查想出解决办法。第二，推动立法。新闻工作者保护民众利益，但当守门任务拱手让给科技平台，他们赚了钱就脱了缰。他们基本上已经放弃新闻人一生所遵守的责任。

谈到规范，可以关注两项。一是欧盟的“欧洲民主行动计划”（编按：3大主轴为宣扬自由选举、强化媒体自由以及打击恶意不实资讯。 ）。二是美国《通信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条。

再来是最困难的部分——科技平台。当所有东西都搬上网，科技平台对新闻业做了什么？当一切数位化，我们被迫将新闻商品化，独立媒体产制新闻不只昂贵，而且费时，到最后简化成流量。美国部落格Gawker主打人性丑陋面的内容，大玩演算法，最终成为影响者（influencer）。可是新闻工作者不要成为影响者，我们提供的是事实，但事实真的很无聊。

我们的问题是，除非有良好规范，世界不会重回正轨，停止如此隐匿的操纵。政府就在滥用这个，让事实更为脆弱。我说过很多次，没有事实就不会有真相和信任。我们就像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而且还在推着。

【冠病疫情对媒体及新闻自由的影响】

阿：我倒觉得疫情让新闻工作者自证对社会的贡献。我们打击有关冠病和疫苗的不实资讯。印尼乡区还有好多人相信假新闻，认为政府透过接种疫苗在人们的身体或指甲上安装晶片。我们也批评政府的抗疫行动。前任卫生部长曾说冠病只是一般疾病，会自然痊愈。一年后我们终于换了新部长，而且非常专业。

我认为主要问题还是商业模式。印尼的假新闻、钓鱼式内容全和商业模式有关，几乎所有的网络新闻平台提供免费新闻，所以他们追求流量。

我们长期打击低素质的新闻。媒体理事会一年内收到900宗公众投报，95%有关劣质新闻、夸大标题等，这些都和商业模式有关。所以在《Tempo》，我们尝试改变。读者只需付很低廉的订阅费，支持新闻自由，又能获取优质的新闻内容。

余：《Rappler》和《当今大马》也走订阅制。很多人说疫情对媒体是好事，人们需要透过媒体辨认消息真伪。疫情对《当今大马》的订阅模式有无影响？

颜：疫情当然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模式，记者外出采访时非常小心。这期间很多人呆在家里，有更多时间阅读、追剧，很庆幸还有人也在追踪新闻。《当今大马》订阅率的确有成长，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也希望继续成长。

余：疫情如何影响《Rappler》？也有观众提问，是否考虑分红制或者网络订阅模式？

玛：我觉得订阅模式就像螳臂当车。一旦启动订阅模式，就表示有人不会看到你的新闻。在我们的国家，资讯对没法负担的人来说多么重要，这也是我们一直纠结的。

不过，让我们跳出现况来谈。我认为必须寻觅新的科技、技术，因为新闻发布务必逃脱演算法，那只会带来谎言。第二，科技和新闻必须结合。第三，社会必须要求更好的新闻，这不再只是新闻业的战争，而是对抗谎言的战争。

【如何确保自身和记者的人身安全？】

颜：在马来西亚，很庆幸政治情况不像印尼、菲律宾和泰国那样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政变。相对来说，马来西亚的社会还没暴力到那种程度，其他国家的同仁面对更严峻的局势。我常对记者说，你们面对的只是警方搜查办公室、人群在外抗议，那对印尼、菲律宾、泰国的同行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我只是持平而论，那不表示我们现况很好。

当然我们还得时时警惕，如果预测现场可能发生暴力，就要留意周边的人，确保自己不要落单。记者都受到机构和同事的支持，这很重要，你不是一个人面对。

阿：我们制定标准作业程序。《Tempo》很多记者都住在雅加达、爪哇岛以外，出事时我们马上把他们接来雅加达的安全住处。我们曾把泗水、巴布亚的记者接来雅加达，由其他记者暂时顶替。当然替代记者对地方的掌握不如当地记者，但这是我们保护记者的方式。

有个有趣的例子，泗水记者曾报道垃圾问题而被威胁，因幕后牵涉到一组军事力量。我们把记者接来雅加达时，是另一组军事力量支援保护他。这就是我提过的，政府并不是那么坚不可破，里头也有分裂，我们可以善用这点。

余：这样牺牲挺大的，记者哪来的动力来持续面对工作上种种不确定因素？

阿：我也不知道呢。相信他们为找寻事实、真相为荣，我们也100%保护记者。

颜：我想补充，也有组织提供训练记者应对暴力情况，尤其是示威或战争。记者应该接受这种训练，在不同场合如何自处？当人群越来越失控该怎么办？什么情况下要戴安全帽、穿防弹衣等等。

【对东南亚的新闻有什么期望？可以如何合作来维护新闻自由？】

颜：《当今大马》是在东南亚媒体联盟（SEAPA）协助下成立，这种组织对区域内的独立媒体有很大帮助。

另外，不只是新闻工作者，所有人都要尽量与家人、朋友讨论各种重大议题。如果不这么做，那些不相信社会包容、环保、人权的人就会掌握话语权。每个人都应该付诸行动支持新闻媒体，如果不反击，就只会让他人继续掌握叙事。我们不该让他们主导国家论述，这很重要。

玛：先谈谈商业模式，独立媒体该怎么生存？我与纽约时报前总裁马克．汤森（Mark Thompson）共同领导“公共利益媒体国际基金”，想推动的是筹集一笔可观的基金，支援我们这些国家重视公共利益的媒体。

在《Rappler》，我们重视科技，第二是建立社群。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更有创意，同时维持新闻的水平和操守，因为在打怪的时候切勿变成怪兽。

最后是整个社群。很多时候我们强调差异，可是不管国家或文化，其实我们共享的比差异还多。希望我们能想出全新的新闻模式，让整个社群更加包容。这有点像1945年广岛核爆后，社会要如何重建？我们一定要和社群一起努力。

阿：我们必须承认，媒体之间也有存在分歧，因此我们必须用同一原则去修复它。一旦新闻自由崩塌，任何商业模式或我们谈论的理想都是枉然。我们必须好好讨论，国内、国际间互助合作。东南亚不是各国都有媒体委员会，我们必须加强联系互助。

延伸阅读：

马菲印独立媒体的新闻自由──事实、真相与信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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