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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民主至丧
7:30am 17/12/2021
吴健南.提高罚款,普通百姓受害
吴健南

对于那些有钱有势的高官权贵,也许数百乃至数千万令吉罚款,可能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九牛一毛而毫发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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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法制国家,惩罚的制定往往是一项非常重大和严谨的立法环节。但在大马却儿戏地犹如在巴刹买菜讨价还价,主要以执政者的主观和片面看法乃至心情行事,而欠缺宏观、专业和科学化的深入分析,以及整体上一致、合理和最关键的跟罪行的轻重程度相称的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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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在国会提呈2021传染病预防和控制修正法案,欲把一般罚款从1000提高到10万令吉,以及把组织最高罚款制定于不超过200万令吉,一厢情愿认为只有这种天价罚款数额才能在民间起到阻遏作用,避免最新变种病毒OMICRON肆虐。或认为现有法令的最高1000令吉罚款已不合时宜云云。

但另一边厢警方在做什么?当局竟然配合首相依斯迈沙比利所主张的大马一家概念,于本月初推行折扣高达80%的交通罚单优惠活动,除了在各地警局引发不必要的排长龙人潮,还宣布进一步延长有关活动至本月杪。

这究竟是在教育民众遵守交通法令?还是鼓吹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对那些奉公守法没有接获罚单,或早前即时缴交罚单的民众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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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一句非常俗气但非常贴切的老话:钱不是万能的!若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其实我们那些高高在上高官们的那套高额罚款才能起到警惕作用迷思,其推论逻辑其实是充满漏洞、矛盾和不接地气。

首先我认为当局最大的疏漏在于,把所有的违法惩罚焦聚于罚款,而忽略了另一产生更大阻遏效果─监禁。其实根据现有有关法令的第24条文,已阐明首次犯罪可被判不超过2年最高监禁,或重犯不超过5年最高监禁。

根据我的执业经验切身观察,对于那些有钱有势的高官权贵,也许数百乃至数千万令吉罚款,可能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九牛一毛而毫发无损。但他们往往都无法接受自己沦为狱下囚,即便只是被剥夺短短1天自由。这主要出于尊严问题,认为类似监禁刑罚对他们名誉构成巨大侮辱。当然还有终身难以漂白的犯罪记录。

但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当局一再声称早前在紧急状态期间修改有关法令所提高到10万令吉的最高罚款,依然无法对一些大企业起到遵守预防冠病传染的标准作业程序(SOP)作用。

如今信誓旦旦必须进一步提高到200万令吉才认为有效的时候,当局可有向我们透露过,究竟曾否依据现有的第24条文,向任何企业的董事、经理等展开涉及最高监禁不超过2年的刑事提控?是否有任何数据证明,这些大企业老板即便在有关条文下被判入狱后,依然顽固不灵、草菅人命?

坦白说,我们至今并没有看到任何类似案例,即便在半年前国内疫情最严峻,以及多地爆发连绵不断的工地感染群期间。接下来就轮到另一更有趣的核心问题,为何当局有令而不行,都不向这些大企业老板展开涉及监禁的刑事提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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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穿了只因下面的执法官员往往都对他们以罚款(COMPOUND)了事,你知我知的没钱就万万不能。所以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即便进一步把最高罚款提高到1亿令吉不也于事无补?反而制造更多拥有太大权力的滥权执法官员。

而这又延伸到有关修正法案的另一层疑虑,即给予旗下执法官员向个人和组织开出最高1万和100万令吉的天价罚单。罚单通常指一些较为轻微而无需经过司法审讯的罪行,并赋权执法官员直接下罚,而领取者也承认有关指控。

但问题是,若我们的执法官员可以动辄向民间开出类似天价罚单,岂不比神圣法庭内那些受过判罚专业训练法官的权力还大?这些小拿破仑岂不急速膨胀为“大拿破仑”?乃至更严重执法双标,制造更多社会冤案?

当其它更严重商业犯罪如偷窃、欺诈等,一般法官顶多也只判以数千令吉罚款(外加监禁)刑罚,或比犯罪利益高出数倍的最高罚款。这显然已扰乱了大马刑事法底下的罪行必需与惩罚对称原则基础。

更重要的是,物极必反,当局本身必需警惕罚款数额一旦过高到一般平民无法负担的时候,那将导致另一层面社会问题的产生。只因在一般刑事法庭的判罚惯例里,其中一种最常见的是替代惩罚,即首先判被告必需缴付某某数额罚款,若无法缴付则必需以坐牢多久代替。

例如若以上法案修正案一旦在国会通过,法庭可对某某违反标准作业程序者下判10万令吉罚款,若无法缴付则必需监禁7年。而在类似情况下,容我再度强调,对于那些大企业老板肯定没有问题。但对于一般财力有限的平民百姓而言,尤其许多因为早前疫情肆虐而近乎丢了工作、饭碗的打工仔而言,岂不雪上加霜近乎要了他们的命?除了本身被长期剥夺自由,也无法养家糊口,而最终造成另一种家庭悲剧的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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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最终有向大企业起到阻遏作用吗?最终又是谁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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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至喪
2021传染病预防和控制修正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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