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英培安逝世一周年】英先生和他的“不速之客”/海凡（寄自新加坡）

“……我真的没有气力与自己斗下去了，我颓然地掩着脸，用沙哑的声音哀求他，我不想操纵你，但也不愿意你操纵我，我们分手吧，唯有这样我与你才会自由，求求你离开我 ，永远离开我。”

这两段书写，间隔了十多年，细心揣摩我们不难发觉，无论是诗歌中的“不速之客”，还是小说里不断与我争吵，闹矛盾的“我自己”（这个情节多次出现），都是同一个角色，它是作为叙述者自身的一分为二。

从这个书写中，我们读到英先生通过笔下人物，表达敢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的可贵精神。他写了一个有道德，有理想和原则的人，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名，利，色，种种物质诱惑时，内心的矛盾和纠结。他没有回避，掩盖，而是直面并坦露这个斗争的过程。作为读者，我读得惊心动魄，又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人性，觉得作者与笔下人物的亲切可信。而这样心灵拷问的书写，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非常难得！

当然，从2006年的《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中，我和“我自己”的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搞到最后要“分手”！而到了2019年的那首〈记忆〉中的“不速之客”，情况已大有不同。这时在病榻上的他，似乎预感到生命即将消失，将“化成一团灰烬，一缕青烟”。〈记忆〉是对自己一生的回顾。这时，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带来的不仅是伤痛，羞愧，苛责，哭泣，不仅是冰，地狱；也带来许多美好的事物，比如：初恋的甜蜜与痴迷，母亲讲故事的声音，火，以及天堂。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生命的最后，历经了各种人性的纠结，缠绕的作者，矛盾对立有了某种消解，得到了一个内在的平衡。也即是说，做为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的，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他守住了自己的良知，内心的原则，他做到了择善固执。从他文章里批判的锋芒，以及生活中的作为：开书店，写文章，屡屡得奖而保持低调，不趋炎附势，说该说的话……等等，都能得到印证。有一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他在2016年录制的一个五分多钟的视频，公开为社会民主大声疾呼。

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这个视频开始，他说“人民不敢出来讲话，或者说文化人不敢出声，这不是好现象，政府应该去想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只有独裁的国家，文化人才不会出来讲话。”他又说“如果没有批评的自由，那就很严重的事。”因此，在选举前夕，他对敢于讲真话，为弱势群体出声，出来参与竞选的徐顺全博士的勇气表示赞赏。在视频的最后，他说：有人认为徐顺全挑战执政党是鸡蛋碰石头，但是他“选择站在鸡蛋这边。”

或许有人会认为作为国家文化奖的得主，他这么做不合时宜，没有考虑个人的利害关系。而他的难能可贵就在这里，如萨义德所说：不接受权势收编，扮演特定的公共角色，为被遗忘或忽视的人和议题发声。

英培安先生的创作，一般被视为现代主义。我读他的作品，却感受到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他作品里看到的，就是岛国不同年代的社会面貌，风俗民情。个人认为，对文学来说，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并没有谁比谁更优越。作为写作者，主要考虑的是怎么把想说的话或故事，说得好，说得完整、生动，让看的人都看明白，并且取得共鸣。我觉得英先生的作品给了很好的示范。

中国退休的北京大学教授、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对于什么是鲁迅的精神，概括了三点：第一点就是他永远不满足现状，具有永远的批判性；第二就是他是同情底层人民的；第三就是他自愿站在边缘。我觉得这能作为一种标准，用来对照，衡量，怎么样才称得上是具有独立性，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文化人。这个和萨义德所说，在精神实质上是很接近的。

岛国的文化历史短浅，又遭遇华文教育断层的困境，华文文学未能茁壮成长，眼看就日渐衰颓凋零。所幸我们曾有过杏影、方修、刘思，还有郭宝昆、英培安等等，长叹中还能有一丝欣慰。

【英培安简介】

英培安于1947年1月26日在新加坡出生，中学时期开始现代诗创作，1968年出版诗集《手术台上》、1974年发表诗集《无根的弦》后被视为新华文坛现代诗健将。同一时期，他以“孔大山”为笔名发表杂文针砭时弊并经营“前卫”书店，先后出版了《前卫》《茶座》等独立杂志，为读者引介时下最重要的政治、文学与哲学理论。

1980年代起，英培安成为了全职作家，并一度在香港生活。1995年回到新加坡后，他借鉴了香港的“二楼书店”概念决定再次经营书店，是以开设了“草根书室”，专营文史哲书籍。80年代，他也开启了长篇小说的创作，自198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以来，每隔几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皆备受肯定。

英培安于2007年患上前列腺癌，他积极治疗，一面对抗病魔一面写作，近年再发现患胰脏癌，但仍在患病期间交出了奠定文学高度的长篇小说《画室》《戏服》《黄昏的颜色》与诗集《石头》。2021年1月10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