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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下班的路
8:00am 18/01/2022
黄晓虹.外劳到哪儿去了?
黄晓虹

最重要的是,部长可来可去,政府可换来换去,但政策就不要变来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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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出席非政府组织的人权日活动,难民最高专员署的高层人员很感慨的说,现在很多企业和厂商到该专员署“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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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向来都存在,但从未如此严峻,雇主求助无门之下,寄望持有难民证的难民可以解决企业缺乏人手的燃眉之急。

疫情后传出许多公司结业或裁员的消息,理应是“人找工”才对,不料情况正好相反,行管令结束后,很多行业不是被疫情的大浪冲到沙滩上,而是因为找不到人开工,公司无法投入运作。

在物以为稀为贵的原理下,合法外劳成了抢手货。本报的新闻专题报道揭露了各行业的人力短缺到了“抢外劳”的严重地步,同行之间互相挖角,甚至为争夺外劳而爆发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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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外劳到哪儿去了?

大马在疫情前大约有180万名合法外劳,另外非法外劳估计有400万人,即至少有580万外劳在我国谋生,当时人们担心大量外劳会成为社会的一颗计时炸弹,不止衍生社会问题,也变相拉低本地员工的薪金,剥夺本地人的就业机会。我国政府也一直设法减少外劳人数,从2018年起冻结引进外劳,到期的准证也不更新。

对外劳而言,大马的吸引力正在减退当中,因为其他国家开出更好的条件,外劳输出国本身也因为经济起飞需要留住人力资源,造成外劳从我国慢慢流失。

我国在疫情爆发期间进行大规模筛检,顺道将不合法及有问题的外劳送回国,封关之后,外劳更是入境无门。

被疫情折腾两年后,合法外劳只剩下120万人,非法外劳也减少至大约180万人,由48个团体组成的外劳专案组在去年10月时反映,疫情肆虐18个月里,有60万名外劳离开大马,加上非法外劳有去无返,各行各业的人力资源出现真空。

要找本地人顶替外劳并非易事,虽然疫情后有很多人失业,但是本地人对工作依然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肮脏、危险、艰难的3D工作不在考虑范围,而愿意做这些工作的人则宁可去邻国赚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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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短缺的问题会带来连锁反应,本报策划了探讨百货涨价的新闻追踪报道,结果发现许多生活用品和食品价格飙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外劳短缺。

例如金马仑菜农的情况,由于人手短缺,小园主被逼一再调整外劳的薪水,一些外劳恃着有经验有准证向雇主开出条件,承包整个菜园的作业,差不多等于和雇主成了商业伙伴,然而雇主得负担其他开销和成本,还要承受菜价跌的风险,到底谁是老板都糊涂了。

对业者而言,外劳政策翻来覆去才是最头痛的问题。过去政府时而收紧政策,采取非法外劳大逮捕行动,斩钉截铁的要让非法外劳没有立足之地,然而不久后,却又听到漂白外劳的消息。

政府通过漂白计划过滤非法外劳,让符合条件的合法化,出发点是好的,不过却打造了外劳跳草裙舞的平台,只要东家不尽他意,可以到西家讨更高薪工作,反正不断会有漂白计划推出,黑工就变合法了。

其实这是鸡和鸡蛋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些雇主铤而走险雇用非法外劳,理论上就不会有政策反反复复的问题,所以雇主也该负责任,不能滥用引进外劳的便利和只为牟取利益,而是根据真正需求引进员工。

减少对外劳的依赖是雇主和政府的终极目标,但这是长期策略,工业4.0改革计划才写了第一撇,不可能短期内达标。在目前百废待兴的时候,没有时间再磨蹭,各国已经在起跑线上各就各位,人资部必须得加快脚步了解各领域的劳工需求,重新制定后疫情时代的外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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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部长可来可去,政府可换来换去,但政策就不要变来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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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劳
黄晓虹
下班的路
漂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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