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11:18am 23/01/2022

冷战非战

作者：Shlomo Ben-Ami

美国总统拜登一再将他的国家与中国的竞争描述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一场让人想起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这种叙事是不准确的——美国和中国陷入了战略主导地位之争——几乎无解。与有形资产和安全问题相关的要求可以妥协，但意识形态斗争往往只有一条路：一方无条件失败。

美国不应该像苏联那样试图“击败”中国，因为首先，中国并不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7 年宣布 “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他主要是要求外界尊重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传统。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叙事所产生的中国民族主义，尤其是在“百年屈辱”（1839-1949）期间面临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干预和征服的记忆。但这也是务实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一些国内趋势可能会破坏国家的稳定，最终甚至会破坏中共的统治。

例如，中国的经济崛起造就了受过良好教育、社会关系健全且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如果这些日益强大的消费者拒绝对私营活动或言论自由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就会遇到麻烦。有鉴于此，中共认为美国在中国倡导政治自由和人权是企图颠覆其统治。

即便是美国向亚洲和非洲输出自由民主的动机，对中国来说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战略问题。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可能是中国较难讨价还价的伙伴，甚至可能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反华联盟。

在这方面，最近的事态发展可能缓解了中国的担忧。随着美国从阿富汗的仓皇撤退和塔利班迅速收复这个国家，美国的民主“十字军东征”——借用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话来说——最终以耻辱告终。

但即使美国没有将新国家带入民主阵营，其现有的联盟体系也非常强大，并且拜登准备进一步加强它。例如，他致力于复兴北约；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了新的国防和技术联盟AUKUS ；并深化印太地区主要民主国家（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被称为“四方”）之间的安全合作。

这种对联盟的关注可能是拜登对华政策与其前任特朗普的最大区别，后者是一马当先转向对抗。（在特朗普之前，近几届美国总统大多试图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特别是因为他们认定中国的经济崛起会逐渐带来政治改变。）

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差异令人担忧。美国虽然不能单独遏制中国，但如果有其他大国站在同一边，就可以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而中国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匹敌的同盟体系。然而，这种不平衡并不能稳定局面，反而会加剧中国的不安全感，使建设性接触更加困难。

美国的立场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拜登大肆吹捧的民主峰会暴露了意识形态作为全球反华联盟动员工具的局限性。美国自己的民主因为两极化、功能瘫痪和人民不满而大受困扰，这些也都是不利因素。再加上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冠绝全球，至少 “山巅上的光辉之城”已经失去了光彩。

美国不是古罗马——尤其是它在从国防和外交到技术和金融的关键领域都保持着非凡的优势——但它正在遭受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 所描述的 “无节制的扩张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影响”。它未能调整其民主制度以满足其人民的需求和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

归根结底，美国是一个筋疲力尽的大国，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崛起的大国的挑战。这种动态持久而危险。古代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解释道，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灌输的恐惧，使得灾难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在过去的 500 年里有 16 次类似的案例。其中12次爆发了战争。

为了避免艾利森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必须摒弃沙文主义的言辞和摩尼教思维，以智慧和创造性的政治家风度取代扩音器外交。美国不是要在向中国投降和粉碎它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的合理关切和诉求，并做好相应谈判的准备。（迟早，对于西方目前与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北约扩张问题上的摊牌，它也必须这样做。）

美国必须接受美国霸权时代已经结束的事实。在当今多极化的世界中，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必须学会共存。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败北并没有迎来自由民主。也许更重要的是，即使中国突然变成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它的历史恩怨和领土愿望仍然存在，就像今天的俄罗斯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竞争根本不是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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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洛莫·本-阿米是以色列前外交部长，即将出版《没有荣誉的先知》（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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