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媒体和文化人的关怀视角和现实之中的华社“乡愿”,明显是存在很大的落差。
柔佛古庙帮群间抬神时之冲撞,在战前中文报章虽有报道,但文字的记述并未明显指出帮群间之矛盾,而只是以巧妙的文字显示各帮势力之强弱。柔佛古庙“五帮共庆”之众神巡游,至少在1920年代已成形。但在游神顺序上,战前的形制缺乏稳定性。一般言之,潮帮元(玄)天上帝理应“殿后为尊”,但1921年《新国民日报》却记说是福帮洪仙大帝走最后。惟至1935年以后的记载,跟现在的形制一样,潮帮元(玄)天上帝殿后(但战前报章之记录也有记说“跑先锋”的是广帮华光大帝,而非今天的海南帮(琼帮)赵大元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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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哪个帮群抬神殿后的不一致现象,或许是与当时的帮群势力“较劲”有关。而且在游神队伍之中,各帮声势强弱分明。1921年何醒民在《新国民日报》指说客家帮“较他为冷淡,不过循例而已”。而琼帮游神队伍则多有“黑藉中人”。1935年南洋商报记者永鸣报道也指说“广帮客帮,全无舖张”,游神队伍的参与人数不多。但是,在五帮之中,人多势众,最强猛的不是“老牌”潮帮,而是20世纪初期因橡胶业及码头运输、建材业崛起的福建帮,记者永鸣记说:“其生色又非潮琼二帮所可及矣”。这亦是20世纪初期新山华社各帮群经济势力的相应投射。
关于战前柔佛古庙游神的报章,大家可参考莫家浩编《战前报章有关柔佛古庙游神文献资料辑录》(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学术单刊第十八种,2017年2月),而且有网络扫描版链接供参阅。细阅这些战前各语文的游神报道,会发现不少讯息。
例如身为当时中文媒体舆论界的文化人和记者,他们在报道游神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秉持匡正社会风气的道德使命,深具在地的关怀向度。游神期间,赌馆和娼妓业兴旺,中文媒体具实报道了。例如1903年《天南新报》的报道〈柔佛会景〉,记说游神之时“赌场点缀一新,灯色辉煌,连宵达旦。且花粉丛中如妓馆娼楼,顿增声价。即牛鬼蛇神地狱变相者亦较平时每宵增值一元。而寻花问柳之徒,趋之若鹜,皆视娼家如客栈。虽曰风月寻欢,然到埠助庆者之繁多,亦可想见矣。”
1910年《南洋总汇新报》之〈柔佛赌㐷之嘻嘻笑〉,带着半嘲讽半规劝的语气写说古庙游神期间:“柔佛赌㐷永寿年班并多派呌脚来坡,邀人往博。以故嫖赌饮吹之流群,趋之若鹜。闻有美芝律某商号之陈某甲挟资往博,竟一败涂地,输去洋九千余元。”
隔年《南洋总汇新报》又一则报道〈柔佛赌码之喜中悲〉亦记“昨自廿日至廿二日为柔佛大日子之期。各赌码张灯结彩,唱演梨园,烟花竞放。一般红男绿女之有盘癖者,皆趋之若鹜,是诚赌棍刮取华侨血汗钱之好机会也。”中文媒体文化人认为“迎神赛会,破耗资财。诚属无谓之举”,呼吁“所望该埠居民,此后永远革除。渐进于文明可也。”
五四运动以后,尤有进者,本地中文媒体更是直指游神是“迷信”,宜当革除。呼吁“柔佛迷信之一班,可以醒矣”!把参与游神表演的孩童说成是“粧饰怪物,手舞足蹈”,认为是“贻羞国体者矣”。
进入1930年代,社会上出现撙节费用以资(中国)筹赈之需的呼吁。1932年甚至因赈济一二八事变上海难民,新山华社领导宣布取消是年的游神活动,并将所筹获的游神款额汇至上海移款纾难。这是目前文献所及,战前唯一的一次停办游神活动记录。
1939年和1940年新山华社也曾两度开会讨论是否取消是年游神,惟最终仍是“习俗难免”,依旧举行。1939年《南洋商报》以〈新山同侨仍迷信神权〉为标题,劝请新山华社基于“自国难以来,海内外侨胞实行节约救国”,游神之举行“各种消耗则略加撙节”。不过社会上仍是“耗资颇矩”来筹办,游神依旧热闹。鞭爆轰轰,动辄三四百叻币(折合国币二千余元),不禁让中文媒体记者慨叹若把这笔钱“汇到祖国”,“不知可救多少灾难同胞,和卫国的受伤战士。这样不上两点钟,白白耗费去了几百元,实在没有价值”。
综上所记,中文媒体和文化人的关怀视角和现实之中的华社“乡愿”,明显是存在很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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