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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坐看云起
9:00pm 29/01/2022
展望治理 4.0

作者: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2022年,冠病疫情及其引发的各种危机或许终将开始消退。但即使在最佳情形中,一系列新挑战——从气候行动的失败到社会凝聚力的削弱——已经近在眼前。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领导者采用不同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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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构得到良好的治理时,我们很少关注它们。它们不过是支持经济和社会秩序几乎所有方面的无形基础设施。20 世纪下半叶“足够好”的治理实现了收入增长和社会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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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许多人对他们的领导人失去了信心。面对不断增加的风险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集体失败,我们已经开始寻找罪魁。一些人将矛头指向无能的政治领导人,另一些人指责“达沃斯人”首席执行官,而越来越多大失所望的少数群体看到当前凄惨状况背后是精英的阴谋。

真相更复杂。我们未能预见和管理全球风险——不仅包括气候变化和不断加深的社会分歧,也包括传染病的再次出现、债务危机和技术监管不足——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全球治理问题。我们的机构及其领导层不再适合我们的目的。

我们总是将历史视为一系列类似地震的大事件。但全球治理的恶化总体而言是一个逐步侵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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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接着二战开始的治理1.0时代,公共和公司治理都以“ 强势领导”为标志,不管是选举产生的,还是未经选举产生的。这种类型的领导在信息成本高昂、等级权力和管理运转相对顺畅、技术和经济进步几乎惠及所有人的社会中运作良好。

1960年代末出现的治理2.0模式肯定了物质财富的首要地位,也正好遇上了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股东资本主义”和进步全球金融化的兴起。只对股东负责的新管理阶层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具有全球影响力。尽管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治理 2.0 造成了严重打击,但其狭隘的愿景依然盛行,直到冠病疫情的爆发。

冠病造成的残酷的社会和经济冲击迎来了治理 3.0。目前,危机管理主导着决策制定,领导者注重操作性思维,而相对忽视可能的意外后果。这种短期试错的方法导致了对新冠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管理缺乏条理。

但是当疫情结束时,我们将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治理 4.0 在几个基本方面与其前任相区别。首先,它将用长期战略思维取代今天的短期危机管理。重点关注当前问题,——如流行病、社会经济危机和人的心理健康等——必须辅之以应对气候变化、扭转人类活动造成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破坏,以及解决非自愿移民等相关社会挑战的行动。

其次,治理 4.0 必须取代过去盛行的狭隘视野和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和联动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几乎不存在不连续的线性世界。这也意味着社会中每个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和责任都必须改变。企业不能再忽视它的社会和环境影响,政府也不能再表现得好像只有它拥有所有的答案。

第三,当前注重狭隘的经济概念和短期金融利益的情况必须停止。相反,社会和自然的首要地位必须成为一切新治理体系的核心——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金融和商业至关重要。但它们必须为社会和自然服务,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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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已经改变,公共和公司治理必须随之改变。今天,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气候变化等重大结构性转变正在破坏每个行业和权力中心。区块链等技术正在用去中心化的自治的实体取代集中化的层级制组织。社会、经济和数字不平等正在增加。

目前,许多领导者仍停留在治理 2.0 的股东资本主义心态中,一些社会仍然偏好治理 1.0 的强人领导和结构。只要冠病仍然构成威胁,治理 3.0 的危机心态就将继续主导董事会和内阁讨论。

但许多领导人已经开始像开拓者一样思考和行动,迎接新的治理时代。他们当中包括倡导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指标的企业高管,以及打破界限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等政治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年轻人要求更美好的未来。

那些仍在使用以前时代的治理手册的人批评这些领导人没有留在他们的道路上。但我们应该欢迎那些探索全新未知领域、超越他们作为先驱的狭隘利益,并主张采取具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解决社会不公正现象的领导人。

当今负责式和响应式治理的最佳衡量标准着眼于领导者接受和同意相关利益方责任而不是股东责任的程度。尽管对利益相关方责任的衡量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制定一致的衡量标准将使我们能够判断领导人是否正在更全面地审视他们的角色和责任。

二十一世纪将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我们希望子孙后代在回顾我们所取得的进步时能够像我们在20 世纪末回顾历史的时候那样满意,那么我们的治理模式就必须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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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施瓦布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与人合著有《伟大的叙事: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论坛出版,2022 年)。
© Project Syndicate 199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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