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期待明君，寄望明星

不要以为时下年轻人没有想法，不会思维判断。

有人一直在推崇MUDA。建议这些评论家，你要推崇muda，首先请介绍一下至少四五名数得出来，讲得出身分背景，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的MUDA人选吧！不能只是因为人家muda（年轻），你就寄以厚望。这跟“选党不看人”的盲从，有什么分别呢？别再陷入这样的迷思。拜托了。

MUDA主要是那个小帅哥赛沙迪的明星效应。相信柔州选提名后出台的应该也多是“空降”伞（散）兵的帅哥美女。赛沙迪是聪明人。他原是敦马的爱将，知道单靠敦马拿不到反敦马但支持希盟人的票。组MUDA，讲年轻化，实则就是保有支持敦马选民的票（包括反国阵反土团）的马来票，又要拿支持希盟的票，然后又要跟希盟争抢“安全区”的出征权。这是什么心机和心态？

我没说MUDA没有胜选的机率。怎样的选民就选出怎样的人。尤其是华人，常常就有一种相信权威，等待明君的出现。即使是有“读书”的“士”人，也是这种心态。大马有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或许更需要思想运动。但这思想启蒙必须是独立与自由的思想，有能力分析和判断。不是你的救亡演讲说了算。

不要以为时下年轻人没有想法，不会思维判断。本学期的中国历史课作业，出了一道比较有难度的题目：“余英时和李泽厚相继于2021年过世。你对余英时的中国士阶层论述以及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有何看法。试论之。”一名大一新生庄恂的作答很是精彩。经其同意摘录如下：

首先，庄恂对余英时的士传统做了很好整理，就余英时的看法：“士阶层的出现是中国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们作为基本精神价值的维护者，以‘道’为准绳来批判社会的是非曲直，护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士’作为‘道’的承担者，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正义感与使命感，坚守着自己的道德标准。”“许多中国历史变革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总会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自觉承担起变革社会、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就算是现代史之五四学生运动，就余英时的论断也不全然是西方思潮的影响，而是有着中国士人精神的实践使命传统。然而另一方面，“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有其格局与一定的缺点。在‘道’与‘势’抗衡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所坚守的‘道’并没有一定的形式与组织性，进而产生对明君的期待，失去其独立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君主的依附性，依附性导致他们失去其独立性，因而在言论上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庄恂同学指说：“由于中国传统士人极度崇拜权威而失去其独立性，导致中国时常处于“救亡”的状态，希望能出现一位明君带领他们走向国家富强之路。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探讨了五四运动期间‘启蒙’与‘救亡’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五四运动以‘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与‘政治救亡’的反帝运动所组成，两者是相互促进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动之下，当时的社会正面临着丧权辱国的危难，因此新知识分子只好暂时放下个人主义，转而走向政治救亡的目标。故此，政治救亡逐渐压过了思想启蒙，成为了五四运动的新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