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芷恩.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談教育界怪象

無可否認，教育改革是勢在必行的。但政策問題漏洞重重卻也凸顯了教育部的“改革”放在實施層面上只淪為空談。政策落實後，教育工作者們叫苦連天的現象無疑也暴露了教育部在進行教育改革規劃及大藍圖安排時並沒有做好準備功夫。如此一來，朝令夕改且不人性化的政策實施自然讓年輕教育工作者做起事來事倍功半，心灰意冷。

其次，教育部應豁免教師其他的文書工作，讓教師專注於工作本位的傳道授業解惑。目前，我國教育體制仍舊停留在形式主義的階段，教師終須忙於填表格、做數據、寫報告等，重重的形式吞噬着教育工作者的時間及精力，錯把虛無的形式當成工作績效，所有的教育改革更淪為紙上談兵。

需要注意的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不僅僅需專注於教育工作，一位語文老師也可以同時是語文主任、紀律老師、家教協會執委等等。教師若同時身兼不同崗位，便需要負責不同崗位的職務(portfolio)。每位教師手上的每年度工作清單中(Senarai Budaya Tutup Sekolah)，除了每日教案，剩下的便是除了教書之外的其他工作。當然，特定的工作比如準備考卷、編寫教案、出題後的試卷數據分析終需教師親自完成，但輸入分數、記錄學生親屬資料、成為校內各委員會總務財政等文書工作的疊加而下，不就成為壓倒教師的最後一根稻草嗎？雖說在2019年時任教育部長馬智禮提出9方案減低教師工作，但實際上鄰國新加坡早在17年前就已聘請教育專員協助教育工作者處理文書及學生輔導工作來降低教師的工作壓力。

對許多教師而言，教學才是自己真正熱愛的事。當文書工作逐漸取代教學工作，教師對工作的熱忱自然消磨殆盡，轉變跑道更是預料之事。

因此，唯有讓教育回歸到育人的功能，這方能最大化教育資源，提升我國教育素質。教育部也應該立即提出具體的措施，勿在浪費人力資源和紙張同時消耗教育工作者的熱忱，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教學由教師負責、文書工作交給書記及官員，明確分工。

其三，當前師資短缺的問題也在消磨著時任教育工作者的意志。這老生常談的課題並沒有因為年年重現而得到解決，尤其華文科師資早就面臨式微的問題。

即便教育部在2021年展開一次性聘請教師計劃(Pengambilan Guru Secara One-Off)，但不難發現華文科作為第一階段（Fasa 1）面試的科目之一，教育部在第一階段共15個科目中只錄取區區307人。這樣的錄取人數即便在15個科目中均勻分配，一個科目就僅有20位老師。試問區區的20位新增師資有可能足以填補全國華文科師資不足的空缺嗎？

值得我們審視的是，目前師資短缺現像也衍生出一名教師需要一人審核多班，多年級學生的問題。教師每日需應對着不同班級、不同水平、不同年齡、不同科目的學生、不同的待批改功課以及不同的文書工作，而教師只有一個。除非教師三頭六臂，在擁有多個不同本科專業文憑且無需備課的情況下，高素質的教學才能在這種情況下順利完成。

這種一人負責多班多科目的人力資源分配模式也變相導致教師無法擁有充足的時間來進行不同的課前準備，嚴重影響教學質量及對工作的熱忱。從當前的情況來看，教育部《2013-2025 年教育大藍圖》也漠視了華小師資問題，並無提出解決問題的規劃及措施。

可見，教育部更應着手處理師資不足的問題，在開放招收師資時理應減少繁文縟節，不應再以技術上的問題隨意淘汰符合資格的面試者（一次性聘請教師計劃便是活生生的例子），演變成許多教育系畢業生需苦等多年才得到教育部的錄取信的悲劇。這種現像只會導致更多心系教育的人才流失，投入其他行業；而在教育界工作的教師卻因為缺少同事的分擔蠟燭兩頭燒，索性辭職不干。

其四，不難發現，先進國家對教育工作者的薪資提供是更為優渥的，而這也是重視人文工作者及支持教育工作者的體現。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9年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教師的平均年薪約為 3萬9000 美元，資深教師的起薪約為 6萬7000 美元，因此每月收入保守估計為5583美元（即2萬3378令吉）；在加拿大，資深教師的起薪為6萬5000美元，每月收入保守估計為5416美元（即2萬2679令吉）。

而放眼馬來西亞，一位普通的DG41教師的起薪一個月僅有2188令吉，一年起薪為225令吉，有關級別的最高薪資為9552令吉。換而言之，在馬來西亞，一位剛從事教育工作的年輕教師需要耗費33年才有可能獲得最高薪資。但在冠病的重挫下，經濟疲軟蕭條，馬來西亞作為經濟水平中上收入國家（Upper Middle Income)面對的衝擊也不小，一份起薪為2188令吉的薪資對上有老下有小的教師而言，是捉襟見肘的。

當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加上家庭中沉重的經濟壓力，年輕教師出走轉行不該是副部長口中的怪象。

本文梳理的問題，實際上是可以提早預期並預防的。與其事後檢討心灰離去的教育工作者或者從前教育工作者身上找問題、大呼教育界怪象，不如從實際問題中着手解決更能亡羊補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呼教育界怪像或口號化地宣稱“一直都在”都沒有比實地考察或參考權益關係者(stakeholders)的意見和反饋來得重要。政策的擬定和問題的解決方針不能由一堆坐在辦公室卻沒有實體經驗的官員來憑空想像而來，而是需要權益關係者的參與。教育部高度集權的情況已非是一天兩天的事。如今，權力的下放才能讓教師及校方擁有自主權才能賦予教育工作者有更大的變通及調識能力，同時也能將教育工作者參與及囊括到政策檢討及回饋管道內。

或許提早預防和提早準備，副部長眼中的怪象早就不會發生，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