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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边缘评论
7:10am 13/03/2022
安焕然.读历史要有的自觉
安焕然

大马华人如果读中国历史,学习中国文化也没有一份自觉,那也是很让人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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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总高中历史课本(2020年版)做了大幅度结构框架整调,把原本的“中国史”并入“世界史”之“东亚史”部分。而这“东亚史”学生要读的内容就包括中国、朝鲜与韩国,以及日本的历史。毕竟,身为大马国民,对东亚的认识不能仅止于中国,而是对东亚这区域的了解。况且,在大马人的成长历程的文化吸收,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也是经常接触。因而对东亚这区域的历史文化多有认识,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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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东亚史的教讲只是东亚各国的“国别史”,也是有其格局。“东亚世界”这个概念的理论化和体系化,一个重要推动是以日本史学界为前导,其中,东京学派西嶋定生的倡议是重要的奠基者。依据西嶋定生的理论,他指出近代以前之东亚世界,具有一些普遍性共同存在的元素,举其要者,那就是以中国文化之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这四要素的共同存在,是近代以前东亚世界,不论是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皆赖以形成的骨干。

举其一例,谈中国艺术的特点,随意拿几本《中国文化概论》翻阅,大抵离不开对虚与无的重视。在文学上讲究含蓄而余味,无字处皆有其意;书法追求实处之妙皆因虚处而生;绘画注重空白处理,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而你若也拿几本《日本文化》的书来翻阅,也是有提及。你讲“气韵生动”是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虚实相生”为中国艺术的基本准则,日本文化也跟你讲这一些。“气韵生动”是日本艺术的神髓。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从中国那边传过去日本的。日本和服受中国唐朝服饰影响,日本传统木构建筑有唐朝之遗风,日本的汉字和平假名、片假名,都是借取自中国汉字。你要这样说也没有错,但如果你读东亚历史及对东亚文化的认知仅止于此,太狂傲,也太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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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教讲东亚史,不仅是东亚国别史的教讲,而是至少要了解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的问题。就古代史来说,存在着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朝鲜跟中国王朝的关系较密,但日本则从隋唐以来,自我意识很强,常拒绝或被绝贡于中国的朝贡系统。清朝取代明朝,朝鲜和日本都曾对满清帝国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甚至在文化艺术音乐、风俗历史上,他们自居承续“上古正宗”之中华文化,而不是“在中国”当下的满清王朝。

还有一点也是要意识的,没错,隋唐以来,日本先后引进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就诚如余英时〈关于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观察〉所提醒我们的这却决不能误认日本文化的整体是从中国移殖过去的。“日本在大量引进中国文化的个别成份之后,却根据社会的内在需要另作组织与安排,其结果则是自成一格的日本文明”。例如日文借用大量汉字,并以汉字边旁或草书化等元素创造了片假名和平假名拼音符号,但这些汉字元素被日文借取后其实是纳进日文原有的语法结构之内,而不能跟汉藏语系混为一谈。同样,和服、日式料理等也是如此这般,有其很独特的日本个性。中国元素只是丰富了日本文化。但若言日本文化都是跟我大中华学来的,那是对历史的狂妄与无知。

余英时对中国文化常怀敬意,在他身上有着很浓烈以人为重的人文精神。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余英时也提出他的担忧。这个担忧其实越来越看得出来。余英时指说:“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民族情绪高昂。民族主义在国家被侵略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可是如果自己不是处在侵略之中,而是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要采取高涨的民族情绪来主导,就会很危险。”(文见何佩然整理〈余英时教授治史经验谈〉)

而大马华人如果读中国历史,学习中国文化也没有一份自觉,那也是很让人担忧的。3月5日,庄华兴在董总主办“直面时代精神:华教运动的论述与实践”线上讲座就直言:“(大马)华人文化精神与中国民族主义有本质上的差异,我们不希望马华教育与文化出现民族主义的转变。”这也是华教工作者应当自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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