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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9:00pm 22/0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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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最低薪金1500?让员工活得好一点

所谓的“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曾说:“不赚钱的是一种罪恶”,此一谬论几十年来被许多所谓的“企业家”奉为圭臬!我们则认为:“不能让员工过上好日子的企业,才是一种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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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依斯迈沙利比上周六宣布,我国将于5月1日正式上调至1500令吉,较目前的1200令吉调涨25%;单看调幅十分惊人,但就月薪数目而言,对比全球,也不过勉强达到劳务收入平衡的一般标准而已!

对从事基层工作,初入职场的双薪家庭,两人月入3000令吉,大概也只能过上温饱的生活,如果养上两个孩子,日子就拮据了。对劳力密集、低产值、低利润的传统产业,这项宣布却如晴天霹雳,疫情之下勉强撑住的那一口气,干脆吐掉算了!

大马职工总会(MTUC)对此一调幅相信是“不满意也勉强接受”,因为他们早在2018年11月就希望最低薪金能调整至1800令吉。反观大马雇主联合会(MEF)主席赛胡先则促请政府应该推迟这项政策,并依个别企业的财务能力和产业领域的不同,决定是否全面推动最低薪金制!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怎么“分类”执行?

首相在宣布调整最低薪金时表示,该项政策暂时只涉及大企业、政府官联(GLC)公司;雇员在5人以下及乡镇的小商家则可获得豁免。这个上调基薪的良法美意,可能因为首相的这一个“但书”(补充条件)而失去真正的意义。

首相说,调整最低薪金的目的是缓解大马B40低收入户的生活压力。这些低收入户大多住在乡间,此回的基薪调整如果只拘限在城市企业,结果只会扩大城乡收入差异,并不能改善乡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因为未获调整)。况且,调整最低薪金后,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基薪未获调整的乡镇百姓,反被这项只惠及城市人的“良法美意”压死!

各位,前几年,吉隆坡人均GDP高达11.5万令吉,比起最低的吉兰丹的1.36万令吉高了9倍。其他低收入州,包括霹雳、登嘉楼、砂拉越、沙巴、玻璃市、吉打等,也不到吉隆坡的30%。此一比例近年或许有些变化,但相去应该不远!所以,最低薪金调整排除乡镇,只会让城乡贫富差距问题更为恶化!

希望首相能做到“两权相利取其重,两权相害取其轻”!不要没解决问题,反而制造新的问题!

目前,我国最低薪金只有1200令吉,这个数目是2021年大马人均国民所得(GDP)4万3200令吉的33%。5月1日调到1500令吉后,比例为人均所得42%,相对趋于合理。与荷兰43%、比利时44%、德国46%、英国42%、泰国43%等国接近。

而调整后,大马的最低薪资年薪4285美元,虽远不如欧美亚已开发国家,但在东盟10国当中也只落后新、汶,这是协助低收入户摆脱贫穷,奔向小康的良性发展。

2013年1月1日,我国最低薪金制正式起跑。在最低薪金法令下,西马的每月最低薪金是900令吉(或每小时4.33令吉);东马则是每月800令吉。这是9年前,政府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东海岸很多员工月薪只介于600-800令吉;东马情况更为严重。这两区的员工,很多在同一企业工作10多年后,月薪不到1200令吉,这等同剥削基层劳力。

之后2016年7月1日、2019年1月、2020年2月,最低薪金又做了3次调整至目前的1200令吉。

在2013年之前,大马是极为“弱势”的一群,任由“无良”企业的剥削,所以政府主动介入制定最低薪金制,才逐步缓解低收入户过着的生活。当年,政府将最低薪金订在900令吉,有多少企业喊着活不下去?其实活不下去的是基层员工。

当成本增加,企业就必须调整经营策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剥削劳工为自己赚取微薄利润的企业,是应该选择退场时机!

所谓的“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曾说:“不赚钱的企业是一种罪恶”,此一谬论几十年来被许多所谓的“企业家”奉为圭臬!我们则认为:“不能让员工过上好日子的企业,才是一种罪恶。”

只不过这回,政府一次调涨25%,持平而论幅度有点高,而且上次调整日期是在2020年2月,正是冠病疫情全球严重扩散前。这两年下来,很多企业都在苦撑,此时此刻来个调涨基薪25%的“重棒”,时机选得对不对?有待商榷!但至少让员工活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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