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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人物
10:00am 04/04/2022
《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维持我意志的,不是仇恨,是希望
报道:本刊特约 陈燕棣   图:《时代革命》马来西亚专场团队提供

电影《十年》中的短篇〈自焚者〉曾用特效模拟未来的香港上空,厚重大雾灰茫密拢,彼时导演周冠威曾经看得清时局,精准命中香港后来的境遇。历经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昔日昂扬的国际金融之都忽而沧桑,生活其中的人们,或比如此刻的他,抬眼看未来,或也如置身他拟想过的茫茫大雾,悚然而无措,他说“经历过2019年,现在这一刻我不太敢去预测。我看不通将来。”但他也不甘,想用创作者的逆向思考回击现实,“如果《十年》是创作一个我不想看到的将来,这一刻你要我再预言的话,我想预言一个我想看到的将来。我想幻想一个美好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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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所以周导苦笑后又说了个梦,那是某个手足跟他分享的美好想望:未来的某一天,手足们都从监狱里出来了,不再是政治犯,“一路走一路走,有些人飞过去、有些人坐直升机、有些人游泳,去哪里?去煲底*。”反送中运动的手足有个约定,称“煲底之约”,抗争成功后,素不相识、也未曾真面目示人的他们,一起到煲底庆祝,导演说,梦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有个手足“在示威区见到自己很心爱的女生,他拿下面罩,她也拿下面罩,一起见到对方,很美的画面,然后他们相拥接吻。”

此刻站在时代的暗面,他面带笑容说,“如果你叫我预言, 我希望这个梦成真。”

《十年》提前映现了2019年的时代伤痕,对他而言,“那是很悲惨的。”身处复杂的时代,他依然想从乌云里筛滤出一些光照,“很伤痛但同时间觉得很积极,觉得很有力量。在这么大的打压底下,依然有人愿意走出来,为香港、为公义、为自由民主去牺牲。这是一份很大的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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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预言了时局纷乱,也预言了港人勇气,“ 如果《十年》是一个问题,2019年的运动,就是一个答案。”这些过去少见的香港脸谱,也让他在极端的心痛中有了希望和动力,“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将情绪放在一边,(目前)是很沉重伤痛,但同时我也希望,有种积极和盼望在其中。”

电影对我太好了,愿做电影的小雨点

从洞察时局的预言到忐忑无措依然选择盼望,周导并非一个政治狂热分子。他的成长,也跟许多普通港人一样,生活在“政治很遥远,香港仍然有自由、有法治,我仍然相信警察会保护我”,以及“政治没有影响我的生活”的日常里,当一个“没有太多使命,单纯爱电影”的影迷。

然后在时局的变异中,在港人多次争取普选不果后,慢慢长大的他,开始意识到“整个社会说着一个谎话”,谎言拆穿后,“我们的自由会慢慢的失去,法治会动摇”,从1997年到2019年,对他而言异常庄严的、香港自治的承诺,“到现在这一刻都还没有兑现,而是越来越扭曲”。他开始跟很多港人一样,“有一种越来越忍无可忍的感觉”,也因为无法忍受香港一路退步,“所以2019年的爆发(反送中运动),是长期压抑底下的爆发。”

“身为一个电影人,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不是搞政治的,所以我就拍他们,这个也是我为香港、为公义付出的一个途径。”

社会给他漫长的、“逐步逐步的”公民意识开眼的成长历程,而选择以电影为表述、为社会发声,是他的回礼。溯源这份回馈,来自电影在青春期的馈赠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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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重度影迷,看很多的电影,“小时候人家去读书考试,我反对教育制度,因为只是注重考试。我把这种反叛,转到去做我喜欢做的事:去看电影。”他喜欢的导演一箩筐,奇士劳斯基、阿巴斯、马丁·史高西斯、柏格曼、山田洋次等,但真正探入忧郁少年最柔软深渊的,是老电影《East of Eden》。

彼时家人忙于生计,他对亲情的渴求无处可诉,和父亲关系不好,这部电影梳理他心中的惨绿心事,“跟十几岁的我很有共鸣。教我甚至给指引我,怎样尝试去宽恕、怎样去解开我心里的郁结。”看完电影他大哭,“电影的威力很强大,辅导着我、它好像很了解我,甚至了解我多过我自己了解自己。”后来在社工的辅助下,他和家里的心结松绑,也是电影让他迈出表述的第一步。

电影是他的爱与公义启蒙,也让他从此立志以电影为毕生追求,“我十几岁就对电影说:你给我这么多,我想我一生追求的意义,就是你。”这个毕生追求让他找到生命的价值,“电影对我太好了,如果我在生命里头,历史的长河里头,可以做一丁点小雨点,我都觉得很荣幸。”

 
 
将香港变回美丽的香港

曾经的懵懂惨绿青春因为电影而改变,是以他对电影的力量坚信不已,“我相信电影可以改变人、可以传达正能量。”

拍《时代革命》为社会发声,是他对电影的回馈,也是他的理想追求,“我追求的是电影里头很好的价值:公义、自由、爱,《时代革命》也是这种价值。我觉得所有事都是相通的,我这么多年前已经义无反顾地去追求,(最后)贯彻到《时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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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现场的拍摄险峻万分,手持摄影器材身在催泪弹现场,每个分秒都跟怵目溅血的可能擦身,他虽然从头到尾没想过放弃,但也有一些瞬间,他想过舍去当下的追求。

“我的头中了橡胶子弹,我是戴着头盔的,所以头盔挡着,但是那个冲击力很大,所以我晃荡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担心,哎呀, 太危险了。如果我没有戴头盔,或是子弹射中另外一个地方,我就会可能很严重。”那是香港理工大学的抗战前线,在激烈的抵抗中,他惦挂起家人。

“有一次我吸入了很多的催泪弹,回到家影响了我的太太,我太太当时是有身孕的。”他担心影响妻子的健康、担心孕中小孩会有畸形的可能,“我很心痛,好担忧好担忧,那一次的担忧,是导致我想放弃这个纪录片的唯一一次。”

电影花一年半的时间剪接,过程中大儿子偶尔会偷看,他会借机引导,“不是警察就一定是坏人,示威者就一定是好人。我们看的是行为。”当他提及自己拍了政府和警察不当的行为,会有被逮捕的可能,也问小孩,应不应该继续拍?小孩想了一下,回答说“香港政府看了爸爸的电影,会变回好政府。”如此纯粹的童言,慰藉了他,也鼓舞了他,“我觉得对的就去做吧”。

当再问小孩要不要移民,儿子说,“我很喜欢香港。爸爸,我们一起留在香港,将香港变回美丽的香港。”小朋友的承担,让他决定一起承担,为美丽的香港,做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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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睇死香港,我不会睇死自己

《时代革命》在香港是禁片,反送中运动后,大量社运人士被捕入狱、独立媒体瓦解、港人避走他乡,一种肃杀的恐惧,悄无声息的渗入日常。

“在香港有很多的忧虑,我会不会被跟踪?会不会被窃听?我说的话会不会成为证据?或者我接受外国的访问,记者会问我,访问你我会不会有很大的危险?其实很多身在香港的人,已经有很多都不接受访问。确实整个香港都在恐惧之中。”

太多人担心他的安危,他却选择留在香港,无惧为自己的电影冠名,“我仍然用这个电影名称,仍然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个纪录片,身在香港,确实是有很大的危险的。但我就是不想输给这份恐惧。”

活在恐惧中,坦然面对恐惧,他愿意承担电影教晓他的意义,“我真的想留在香港。在香港我有一个位置,我想去承担这个责任,如果真的有苦难是为了正义去承受,我觉得都还是值得的,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留在香港。”

他坦承,手上的电影工作确实有影响,也有些朋友跟他翻脸了,而过去的手足也不能随意联系,“但是对比《时代革命》这部纪录片对我自己的意义、对香港的意义、对其他手足的意义,我觉得,这些不算得什么。”

无法联系过去的伙伴、无法看到自己的作品公开放映,他坦言,“我是有一份孤单的,但这份孤单,同样的,对于那个意义来说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不算什么。我也很想有一天,可以跟他们再度拥抱,一起吃饭,在电影院看这套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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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期待未来依然有奇迹,“像以前的香港一样,享受那种自由”,这样的盼望看似遥遥无期,他坚持保有执念,“不知会有多久,不知会不会出现,但这个盼望永远都会有。我不会睇死(看扁)香港,我不会睇死自己。”

对不义的愤怒是很重要的

他在〈自焚者〉里写过一句台词:“维持我意志的,不是仇恨,是希望”,或也是导演自身境况的想望和追求。

“如果仇恨占据我的心思意念,我会很痛苦,反过来说我也被仇恨控制着。我现在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虽然在一个不自由的香港生活,但我希望活出我的自由。”

所以在暗昧未明的大环境中,他选择了一种不能忘记愤怒的盼望,“对不义的愤怒是很重要的。仇恨跟愤怒很不同,这份愤怒,我会keep住,也是我的动力。”

经历过愤怒的抗战现场,他虽在其中,政治立场也明确,但回到创作人的身分,他也有理性的远观,“我会访问身在其中很有情绪的手足,也会访问一些比较远距离的,学者甚至一些流亡的人、时事评论员,用客观的距离来看这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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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处理《时代革命》的策略,哭过很多次、依然要有“有远有近的距离,理性与感性的平衡”。

马来西亚专场放映在即(所有场次已售罄),他希望观众忘掉导演,看看电影中讨论的文明与野蛮、诚实与谎话、是非黑白,从香港的境遇思考自己土地的境况。

“单纯的去看这部电影,也尝试不要有这么多的政治立场。这场运动给到我的,也如这部纪录片所说的,不是很多政见的讨论, 而是一种人性。这部电影有很多的人性,值得世界各地的人,去互相的交流、去共鸣。”

*煲底:意指香港金钟立法会综合大楼地下示威区,因建筑外观看起来像饭煲,所以港人称其正下方的示威区为煲底。

周冠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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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生于香港,电影导演、编剧。成名作为2015年以香港民主人权为主题的电影《十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中的短篇〈自焚者〉。作品《幻爱》曾获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2021年7月,纪录片作品《时代革命》于法国坎城影展首映,后获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该片目前仍未能在香港公开发行或放映。配合《时代革命》全球放映计划,马来西亚主办方共举办8场放映会,多个场次开售不久即售罄。

《时代革命》马来西亚专场

facebook.com/RevolutionofOurTimes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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