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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学说经济
8:00am 17/04/2022
张恒学.公义是人人皆可安全安心使用公路
张恒学

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发生意外或纠纷的时候,就容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义”要怎么达成呢?我们的社会需要厘清不同人士的道路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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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型脚车车祸案引起不满。很多人认为不公义,但怎样才算“公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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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惨案,涉事双方都蒙受损失。从伤亡程度来说,显然脚车骑士一方较严重,丧生孩子的父母悲恸莫名,常人可以理解。

但是一方损失较严重,不表示另一方就得益了。意外撞上骑士的轿车司机也同样受损了,只是在相较之下,损害显得较轻。可不是吗?个人的心理创伤、意外致死的罪恶感、财产的损失、人生未来的阴影、社会舆论的压力……常人应当可以理解。没必要事事都将得益者或受损较轻的一方,想像成存心做坏事的坏人。

今天如果判决反过来,高庭维持司机无罪,社会就有公义了吗?不是这么简单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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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审理案件是社会达到公义的手段。案件都是个别案件,比如说蚊型脚车车祸案是在司机和骑士双方之间发生的。一个社会正是通过具体而微地检视各种个别案件,才形成通用的社会规范。个别案件处理不好,就不会有清楚通用的社会规范。于是,法庭审理个别案件,就有警示社会的作用。

从这个观点看,“公义”就是法庭的判决对社会规范发出的讯息了。关于此事,无可否认的是,如果司机足够谨慎小心,车祸不会发生;不过事情也可以反过来看,如果骑士们够“小心”,也不会什么保护措施都不做骑改装过的“危险”脚踏车上公路了。

马来西亚公民出行都依赖开车,道路安全以及使用道路时的安心程度,对这个社会都至关重要。此案判决透露的讯息是什么,表达不满的人都知道是什么,就不用我多说。

我们只需知道,既然这个社会出行必开车,社会各方就有责任让道路变得更安全,使用者可以更安心。

我认为,事件的本质是道路使用规则的问题。划定规则的方法有几种:法律、产权、文化。

法律就比如酒驾或鲁莽驾驶,这起事件的“肇事”司机,就是在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下被控疏忽驾驶致死罪。实际上,法律高高在上,落到个人行为上的规范力较小。比如说,一个行车上路的司机踩油时从时速50公里上到60公里,不会即时考虑这样做是否构成鲁莽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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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法律高高在上,很多具体而微的事情法律不能说得清楚,甚至很多事情没有立法。没有法,就不会有人犯法了。然而,这不表示规则不存在。就算没有法律约束,产权和文化都规范着社会上每个人的行为。

产权重要,而产权有几种,这里的产权主要是使用权。比如说,高速公路要付toll(过路费),否则不能用高速大道。那用脚走进去可以吗?行人免进。这个例子里,大道公司有收入权,而付了钱的司机有使用权,而行人就算付了钱也不可以用。

问题来了,违反道路使用权的人出了事,是谁的责任呢?车和车相撞,谁是“肇事人”要看谁违规。我们一般说”车撞人“,暗喻了肇事人是司机,但实情又何尝不是”车和人相撞“?关键在于谁违反了使用道路的权利。

事实上,有的法官也是这样看的。推事庭法官西蒂哈查(Siti Hajar Binti Ali)此前在判被告无罪的时候,就考虑过上述问题,最后的判断是蚊型脚车赛车活动妨害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权利。有兴趣的读者可找2019年公布的法官判词来看。

退一步看,权利规则划定下来,要有人去维护(enforce),违反道路使用权的人本就不该上路。后者如果出现,就说明维护或执法不力。如果执法当局好像大道公司设toll收钱那样有效率,杜绝所有漏网之鱼,又怎会有人违规上大道?政府撇清责任如有神功,以致于有的法官和常人都把焦点放在车和人身上。

不只如此,政府还已经在2020年修订陆路交通法令,进一步加重所谓“危险驾驶”的刑罚。当每个司机人人自危,开车上路战战兢兢,或者龟速驾驶,结果当然是安全第一名,但安心及效率是免谈了。这样“安全”的社会相信不会让人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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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律和产权,文化也能起到社会规范的作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人人守法,执法费用不需要通过加重刑罚来降低。而互相尊重的文化,可以让某些界定模糊的使用权,通过互相礼让来解决。而如果社会有文化底蕴,青少年就不用拿生命上路寻刺激,可以在文化里找别的乐子了。

结论是: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发生意外或纠纷的时候,就容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义”要怎么达成呢?我们的社会需要厘清不同人士的道路使用权。另一方面,道路安全,不是加重刑罚就可以达成的。社会的道路使用要有公义,要考虑到所有道路使用者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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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恒学
蚊型脚车
道路安全
公义
學說經濟
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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