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学.公义是人人皆可安全安心使用公路

从这个观点看，“公义”就是法庭的判决对社会规范发出的讯息了。关于此事，无可否认的是，如果司机足够谨慎小心，车祸不会发生；不过事情也可以反过来看，如果骑士们够“小心”，也不会什么保护措施都不做骑改装过的“危险”脚踏车上公路了。

马来西亚公民出行都依赖开车，道路安全以及使用道路时的安心程度，对这个社会都至关重要。此案判决透露的讯息是什么，表达不满的人都知道是什么，就不用我多说。

我们只需知道，既然这个社会出行必开车，社会各方就有责任让道路变得更安全，使用者可以更安心。

我认为，事件的本质是道路使用规则的问题。划定规则的方法有几种：法律、产权、文化。

法律就比如酒驾或鲁莽驾驶，这起事件的“肇事”司机，就是在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下被控疏忽驾驶致死罪。实际上，法律高高在上，落到个人行为上的规范力较小。比如说，一个行车上路的司机踩油时从时速50公里上到60公里，不会即时考虑这样做是否构成鲁莽驾驶。

也因为法律高高在上，很多具体而微的事情法律不能说得清楚，甚至很多事情没有立法。没有法，就不会有人犯法了。然而，这不表示规则不存在。就算没有法律约束，产权和文化都规范着社会上每个人的行为。

产权重要，而产权有几种，这里的产权主要是使用权。比如说，高速公路要付toll（过路费），否则不能用高速大道。那用脚走进去可以吗？行人免进。这个例子里，大道公司有收入权，而付了钱的司机有使用权，而行人就算付了钱也不可以用。

问题来了，违反道路使用权的人出了事，是谁的责任呢？车和车相撞，谁是“肇事人”要看谁违规。我们一般说”车撞人“，暗喻了肇事人是司机，但实情又何尝不是”车和人相撞“？关键在于谁违反了使用道路的权利。

事实上，有的法官也是这样看的。推事庭法官西蒂哈查（Siti Hajar Binti Ali）此前在判被告无罪的时候，就考虑过上述问题，最后的判断是蚊型脚车赛车活动妨害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权利。有兴趣的读者可找2019年公布的法官判词来看。

退一步看，权利规则划定下来，要有人去维护（enforce)，违反道路使用权的人本就不该上路。后者如果出现，就说明维护或执法不力。如果执法当局好像大道公司设toll收钱那样有效率，杜绝所有漏网之鱼，又怎会有人违规上大道？政府撇清责任如有神功，以致于有的法官和常人都把焦点放在车和人身上。

不只如此，政府还已经在2020年修订陆路交通法令，进一步加重所谓“危险驾驶”的刑罚。当每个司机人人自危，开车上路战战兢兢，或者龟速驾驶，结果当然是安全第一名，但安心及效率是免谈了。这样“安全”的社会相信不会让人开心。

除了法律和产权，文化也能起到社会规范的作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人人守法，执法费用不需要通过加重刑罚来降低。而互相尊重的文化，可以让某些界定模糊的使用权，通过互相礼让来解决。而如果社会有文化底蕴，青少年就不用拿生命上路寻刺激，可以在文化里找别的乐子了。

结论是：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发生意外或纠纷的时候，就容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义”要怎么达成呢？我们的社会需要厘清不同人士的道路使用权。另一方面，道路安全，不是加重刑罚就可以达成的。社会的道路使用要有公义，要考虑到所有道路使用者的不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