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小学,近来和老师谈起学生的领导力,实在惨不忍睹。原本应该挑起大梁的五六年级巡查员和班长,遇事不但缩头缩颈,解决问题的法宝竟然也只有向老师喊救命,让师长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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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处境也不能责怪他们,毕竟2年前他们只不过是三四年级的学生,这2年居家学习也错过了学长姐的传承和老师的指正。如今在毫无完善的学习榜样之下,突然需要肩负起重任,这也难怪他们。
由此可见,这样的问题肯定是一环接一环的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小至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生,无一幸免于疫情对教育的冲击所留下的各种急需被矫正或探讨新路向的方案。
后来和中学生聊天,按他们的观察,发现多数的朋辈依然幼稚。基于父母对病毒的担忧,想要保护孩子,一再禁止孩子参与额外的学习体验,导致朋辈之间意识到彼此之间在成熟度上的差异。
此外,甚至还有同学因为课室里太吵杂而失控呐喊,导致朋友认为他精神失常,成了被嘲笑的对象。
孩子们的观察是尖锐的,只是这些都属于事件的表象,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师长尝试去了解事情背后的可能面貌和解决方案。
举例因吵杂而呐喊的事件,一般上老师可能就会责骂制造吵闹的学生,同时也有可能压抑呐喊的同学,就算再吵也不能采取呐喊的方式。也许可以深一层的探讨,是什么促发了该名同学呐喊?班上吵闹不本就是疫情前的正常现象吗?会不会是疫情之后,这孩子习惯了安静的环境?还是说因为父母长时间在家中吵架而引发了他对吵闹的恐惧?
疫情后我们可以听见孩子们所反映的现象,其实背后都存在着许多可以思考的层面,更应该教导孩子多去关心和发掘,并非以表现为定论。
最后,也有机会与大学生领袖聊天。他们控诉着后疫情的艰辛,当他们想要举办活动,却不获得支持。尤其是学生的冷漠,更让他们心灰意冷,决定放下这些无谓的活动与责任,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何必绞尽脑汁却落得一场欢喜一场空的局面,何苦去为难自己。
同样的问题发生在新晋的学生领袖身上,过去2年在高中生涯缺乏举办活动的经验,上了大学后,有经验的学长姐大部分都已经毕业,传承就这样断裂,让许多缺乏经验的大学生在举办活动上明显逊色,如此一来便也在考验着他们毕业后的职场竞争力了。
如何追回缺失的这两年所埋下的后遗症,这是所有人的挑战。孩子可以创建自学小组,老师也许需要付出更多给孩子在学术和课外活动上的补强,父母需要体谅老师并给予配合,政府不该再祭出变化莫测的政策,认真的制定教育复苏方向,私企和社团当然也可以扮演课后辅助的角色,透过各方的努力去挽救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孩子的学术表现,还需要在他们的智慧、身量、心灵和人际关系上,都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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