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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7:25pm 29/0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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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政治走开 让教育回归教育

报道:陈云清
图片:受访者提供、档案照
30/6见报∕新闻专题4∕大马多源流教育体系:国民团结的催化剂或绊脚石?
多源流学校体系涵盖了国小、华小、淡小、国中、华中、教会学校、华文独中、宗教学校等,是大马教育发展长河中的一道多元风景线。

大马的多源流学校体系涵盖了国小、华小、淡小、国中、华中、教会学校、华文独中、学校等,是大马发展长河中,一道美丽多元的风景线。

但这百花齐放的画面,正面临着几许考验,甚至被套上阻碍国民团结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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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出此论调的其中一人,即前首相敦马哈迪,当年任相掌政时,从80年代开始推行一系列的国民化政策、教育政策、语言政策,再到大家耳熟能详的2020年宏愿,奈何未见能开花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部分的政策反而衍生了不少后遗症,包括师资素质水平下滑,学校也失去了当年的多元特质。

而敦马对于国民团结议题心心念念,苦口婆心于多源流学校是各族团结的绊脚石,但资深教育学者陈爱梅博士认为,敦马的这番论调,未具教育理论基础,反而是他当年所推行的语文政策和宗教政策,损及了大马团结的基石。

30/6见报∕新闻专题4∕大马多源流教育体系:国民团结的催化剂或绊脚石?
陈爱梅:“我们必须把宗教和政治从学校里拿走,注入公民教育,同时把权力交回给校方。”
陈爱梅:敦马掌政遗留后果
“宗教骑劫教育 思想被划一”

陈爱梅说,马哈迪过去掌政时期所留下的后果,其中一项就是看到宗教“骑劫”教育,思想被划一,学校整合(conform)成一样的平庸,看不到更渊博的世界观。

她指出,马哈迪在1983年推行小学新课程纲要(KBSR),把道德和宗教科带进学府,穆斯林学生上宗教课时,非穆斯林学生则上道德课,这无疑是分离族群的一种举动,无形中也营造一种其中一个民族较为优越,另一个则属于附庸的现象。

“教育本来就是要传承生命的坚韧及延续社会的价值观。将宗教带入学校,破坏了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及生命力的角色,后遗症包括校长或老师不尊重女生的权益,甚至我在师训的同事也曾跟我反映,一些男生对于女生的衣着,总是指指点点。”

她说,在宗教“骑劫”下,学校不再是神圣的知识传授中心,反而在宗教化划一思想下,衍生了一种即便犯错或针对不对的事情,也必须加以包容的意识形态。

“教育是要看到三观,即生活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现阶段的大马却是宗教观,且是偏颇的。”

骑劫也层出不穷

陈爱梅补充,除了宗教“骑劫”教育,再来就是层出不穷的政治“骑劫”,从师资到校长职务,在很大前提下,以种族考虑为先,而非以出色人才为考量,当中也存在很多的拉拢关系。

“整个教育系统,深受裙带关系所影响,学校教师是票仓,这也使到巫统能在大选中保持不败至2018年的大选(才失去政权)。”

她认为,老师应该是传授知识的,确实有尽心尽力的教师,但也有不少是被洗脑至欠缺知识见地。

“树人之责,教师应敬业乐业,提升本身的专业、知识能力及普世价值观,以身作则地言传身教,不能在教育路上敷衍了事。”

她再点出另一桩政治骑劫教育的现象,即政府允许学校教师从政的最新动向。

她说,教师是要传授知识的,一旦参政,或许就忙于出席政党会议、搞社区活动等,而校长也苦无权力阻止,校内随时出现意见分歧乱象,好的老师也站不住脚。

把宗教政治从学校拿走

谈及大马教育模式该怎么走,陈爱梅说,第一,必须把宗教和政治从学校里拿走,然后注入公民教育,涵盖世界观、世界知识、多元种族和公民的权利及所应扮演的责任。

她说,唯有把更大的议题、人的生存、民族的和谐社会、生命与社会世界的延续作为大前提,才可打破政治藩篱及宗教本身的骑劫。

“第二,把权力交回给校方,让学校本身肩负起问责和应对本身的表现,给予三至五年的期限,若不能交出成绩,就减薪甚至是裁员。”

教育应抽离公务员体制

她认为,教育必须这么运行,从公务员体制中抽出来。

“教育服务委员会(SPP)里的官员,权力太大了,以致从学校校长到教师的委任模式,在某方面是行不通的。”

至于第三,陈爱梅说,就让这些源流教育体系跨族群地去运行和发展。马来显要组织(G25)也认同复办英校,将英文源流视为教育体系的其中一个源流。

“政府应让所有源流小学自由发展,前提是必须去掉宗教与政治,以公民意识取代,强调公平、公正与一视同仁。”

“我们应该回到以前的多元化。敦马自己也说了,他当年求学时,校内各族学生都有,那为何走到今天,这画面没了?敦马需要回答。”

抓紧普世价值观

至于大马教育应该路在何方,陈爱梅分析道,第一,学校教育普世价值观须抓紧,不能用宗教取代,演变成洗脑工具,剥夺学生思考的能力。

“当然,不是指宗教不好,但学生必须已经有一定的知识扎根。”

第二,她说,马哈迪强调英文与科技通讯的传授,这是基本教育知识的掌握,以应对生活所需,但并非是绝对的,教育始终需要与生命力和价值观连接。

“第三,教育是要重建及改革社会,但不能如敦马那一套大家长式的模式,将所有人放在一个屋檐下,所有人必须跟随多数族群。而语文科学习若仅仅是一个科目,将没有了灵魂与精神文化。”

“第四,教育要前进,须有创意和思考能力,要扎根就必须在学习过程有观察、实验、亲力亲为。”

教育需碰撞启发学习

陈爱梅说,马哈迪其实很清楚学校的情况,甚至认为老师的能力不足信托,因此对方很强调大规模线上教育学习,如采纳互联网教材或优管等来取代老师的教学。

“马哈迪忘了,教育是需要碰撞的,老师才能启发学生的学习能力,带动生命与学习热忱。”

她说,疫情时期的网课,校方采用很有趣的网络教学资源或视频,可是学生却不感兴趣,因为那仅是感官上的刺激,学生需要的是感受的能力,包括如何与同学互动、互补、互助。

谈及多源流教育体系下的马来文学习与掌握,陈爱梅认为,华小必须突破语言隔阂,并且能主动沟通。

“大马是我们的国土、马来文是国家的语言,我们务必要把马来文学好、掌握好。”

30/6见报∕新闻专题4∕大马多源流教育体系:国民团结的催化剂或绊脚石?
庄俊隆:“在多源流教育体系下,要真正做到教育回归教育、学术回归学术的专业。”
庄俊隆:敦马不曾放弃单一源流
提倡学英文 水平未提升

马哈迪曾任相多年,也掌过教育部长职,而敦马对于我国的教育政策带来怎样的影响,董总秘书长庄俊隆说,一个政党领袖或国家决策者,若脑海里只有同化与单一源流,那其所拟定的政策,相信都会朝往这个方向的,有时候是3或5年或10年就会看到。

至于敦马,他认为,对方不曾放弃要如何单一化源流。

马哈迪当年掌政,不断提倡英文的学习,但国人的英语水平似乎未见大幅度提升。

对于此,庄俊隆说,英语是国际语言,而大马学生在现有的教育基础上,必须掌握国语和英语,华小生也须通晓华语,再加上方言,可谓不容易。

不过,他个人认为,大马人对于英语能听能讲,是属中上的了,至少在沟通方面没有问题。

16年教育需全盘计划

在考究大马教育政策的路上,很多人已多次重申,让教育回归教育、学术回归学术,别再让政治影响教育政策的运作。

庄俊隆也持有同样看法,他说,大马教育政策路在何方,就看政治领袖的意愿在哪,同时应清楚教育是至少16年的计划,而非掌5年就管5年、掌3年就管3年的模式。

“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4年,我们是否有全盘性的16年计划?看看大马人民的能力,16年后,国家希望他们成为怎样的人?”

“在多源流教育体系下,政府建立一个教育大蓝图,在执行与贯彻时,勿用政治来影响,真正做到教育回归教育、学术回归学术的专业。”

询及大马也有教育发展大蓝图(PPPM),庄俊隆则说,这份大蓝图是否有以多源流教育体系的这个资产作为规划基础,是个考量点。

“而且,在落实与执行这大蓝图时,会否受政治影响?曾经,连建所学校都受到政治影响。”

30/6见报∕新闻专题4∕大马多源流教育体系:国民团结的催化剂或绊脚石?
就大马教育的未来而言,山苏安里说,真正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而这最终将决定我国教育体系的成败。
山苏安里:决定教育未来
“选择权在人民手中”

大马教育政策向来备受关注,不只攸关国家的发展前景、启迪民智及应对全球化的需求,也能在推动国民团结方面有所发挥。

在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民族研究所(KITA)创办人兼主任拿督山苏安里教授看来,我国从殖民继承的制度已改进许多,当孩子想上学时,任何家庭或家长有5项源流学校可选择。

他说,这些源流分别是国民学校、华校、淡米尔学校、英校以及伊斯兰宗教源流。

“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还致力为其国民子女的教育提供民主选择。更有趣的是,我们允许特为大马富有人家孩子而设的国际学校的存在,特别是由小部分来自富裕少数族群的孩子所主导,并且有能力支付相当昂贵的学费。”

就大马教育的未来而言,山苏安里强调,真正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而这最终将决定我国教育体系的成败。

他说,政府建立的制度只是规划和实施它能力所及的范围,而选择和决定权是在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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